▲陶寺M出土龙盘

▲陶寺M出土龙盘

这是关于陶寺和石峁的展览，

更是一个醒目树立起黄河标识的展览。

黄河文明的标识

陶寺?石峁的考古揭示

.9.18-12.20

山西博物院主馆一层临展厅

▲扫码观看全景展示

特别提示

一场直播，

将在10月4日10：00启动。

距今年左右，

黄河中游晋陕大峡谷两岸，

山西陶寺与陕西石峁，

在交流与碰撞中，

共同推进了中华文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

成为黄河文明的显著标识。

10月4日，

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将通过直播，

为您解读展览《黄河文明的标识》，

通过城市、文字、青铜、

礼制与古人的生活，

探寻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巍巍乎，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帝尧德高望重，

在他治下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万民乐业，天下太平，

代表了后世人的殷切期望，

所以被儒家奉为圣明君主的典型。

然而，

尧更多是被归入了传说时代。

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为这一传说人物汇入了历史的真实性，

却也更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规模空前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殿区、

观象祭祀台、王族墓地、手工业作坊区……

每一个发现都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与惊叹。

本期推出的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考古学博士高江涛的文章：

陶寺：一座圣都的前世与今生

（前两部分）

让我们一起解读尧都和陶寺之谜，

探索黄河文明。

▲高江涛

Ⅰ发现的执念

引子：

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有一名句，“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本用于来形容对爱情的极力“追寻”，被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改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十分形象得表述了中国考古学注重实践、讲究物证、着力田野对中国历史与文明的“探寻”。尤其冬季里的考古发掘，考古人也常戏谑说，不但要“动手动脚”，却也是“冻手冻脚”。考古学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它离不开野外的调查与研究，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就是这么被发现，并逐渐闻名于世。

一

李济的失之交臂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

李济先生是中国考古学之父，年发掘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遗址，开启“中国学者第一次自行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西阴村在晋南，陶寺也在晋南，似乎有很多可能的理由让李济先生发现陶寺。

第一，发掘西阴村之前，李济先生与地质学家袁复礼是对晋南做过较为详细的考古调查的，就是在这次调查中发现的西阴村遗址。李先生与袁先生年2月5日离开北京，2月7日到达太原，2月12日至介休开始正式的考古调查，之后沿汾河一路南下，先后调查了介休、霍州、临汾县、浮山县、翼城、曲沃、绛州（今新绛）、运城、安邑、夏县（3月24日发现西阴村)、稷山县，3月26日结束调查，北行返京。历时近两个月的调查，足迹可谓踏遍晋南。（参看李济：《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最早为英文发表国外，收入《李济文集》卷二，第-页）

第二，晋南有许多文献记载的“线索”可顺藤摸瓜。中国考古学虽然源于西方，传入中国后却有着浓厚的史学倾向，因为中国有着历史上各个时期丰富的文献，所以中国考古学一直有“证经补史”的功用。对于晋南，“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记载可谓是学者们心中的“口头禅”。李济先生晋南汾河流域的调查一到临汾县，就说“这是一个勾起人们的历史遐想的城市——尧的古都！中国的读书人又有谁不熟悉这位伟大君王的种种崇高品德呢？”。而今天我们知道陶寺遗址逐渐被学者们认为是帝尧的都城所在。还有一点，在这次调查中实际上是发现了浮山交头河（今蛟头河）与夏县西阴村两处同样属于仰韶文化的遗址，但李济先生却选择了后者。对这一段中国考古史深有研究的陈洪波就直接说：“夏县是传说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李济看来想碰一下运气，看是否能够在这里找到夏的踪迹。”因此，文献中经常提及的地点肯定是李济先生重点调查之处，而“尧都平阳”的临汾县肯定是其中之一。

第三，李济先生晋南汾河流域调查的目的是寻找史前遗址，陶寺所在的那个时期恰恰正是李先生最为关切的“史前”。最近，孙庆伟教授在《追迹三代》一书详细考证了李济先生的晋南调查不是为了“探索夏文化”，而是为了寻找史前遗址，以便发掘。20世纪20年代的早期，中国考古界最前沿的课题实际上是安特生的仰韶文化研究，而不是30多年以后才兴起的“寻找夏墟”。人类学家出身亟需转向考古学家的李济先生自然要抓住当时的学术热点，尝试解决“仰韶文化的来源”与“仰韶文化与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的关系”这两大学界最大关切。这也正是李济先生认为调查活动非常圆满，并迅速地在下半年10月15日就开始了发掘的原因。（参看孙庆伟：《追迹三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年。）耐人寻味的是，与李济先生同行的专门地质考察的袁复礼却在美国学过考古，而且年回国随安特生在甘肃做过两年考察。或许寻找仰韶文化遗址是两人心里共同的情结。

鉴于以上，似乎万事俱备，只欠临门一脚。而事实上此次调查却是遗憾的未发现“俯拾皆是陶片”最易被发现的陶寺遗址。我们仔细推敲当时的调查报告，弄清了个中原因。

（年）2月25日到达临汾县，26日休整一天，“27日早晨前往这个县西部的姑射山进行考察，这个地方俗称仙洞（仙女洞）。我们在出县城西门1里的地方渡过汾河。……我们花了半天多时间到达北仙女洞，那里接待我们的是一位道士，这是一位曾今四处云游、对自己干的这一行颇多阅历的老者。……我个人考察这个地方的意图，是要探寻一下石灰岩洞穴，袁先生（袁复礼）的目的则是还要往迤西的地带调查煤田。这样，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各自干自己的工作了。这里整个地区都是石灰岩构造，……峭壁上有几排洞穴，其中多数是险峻难达的，但有些则很适合古代人类居住。我怀着发掘一些旧石器时代遗迹的希望，探查了其中的五个洞，但是毫无所获。次日我们沿着另一条路线离开这座山，并在山脚下作了进一步的考察，结果再次落空。晚上，我跟袁先生就我们该走的确切路线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我个人的工作而言，我应当部分地以历史遗迹、部分地以可能的史前定居点作为我前进的路标。这样，在3月2日上午10时，我们便动身前往尧陵。（见李济：《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年第8期）

▲今日仙洞沟（仙洞）

李济先生虽敏感的知道此处很可能是“尧帝古都”所在，但却置怀疑态度。加之探寻的对象是当地人所言的“窑房”或洞穴，自然选择了汾河以西姑射山下的区域作为调查的区域，结果毫无所获，失望之下造访了元代以来的“尧陵”并迅地离开临汾县去了浮山,发现了塔儿山东侧的蛟头河遗址。今天我们知道，陶寺遗址在汾河以东，塔儿山以西，而且陶寺文化的遗址也较密集的分布于汾河以东。李济先生重点调查的汾河以西区域恰恰不是陶寺文化分布的“重点”。此次临汾区域的调查恰恰缺失了汾河以东、塔儿山以西的地区，与陶寺遗址失之交臂，却留给了后来人。

▲蛟头河遗址为当时土地主人“李氏兄弟”拍照

二

发现陶寺

在晋南，尤其襄汾，人们常常用“丁陶”来称呼他们生活的这块儿大地。“丁”自然指的是丁村这个古人类遗址，“陶”就是与帝尧密切相关的陶寺遗址。丁陶二字相并，而地域亦相邻，甚至一定程度上陶寺的发现也与丁村的发现、发掘有着一定的关联。

年，丁村一带取土取沙发现化石，随即发现了遗址，引起中央和山西地方的极大重视。贾兰坡与裴文中等先生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年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室（后来的中科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将丁村作为当年的野外发掘工作的重点。山西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一些工作人员抓住机遇，纷纷向中科院的大家贾兰坡、裴文中、杨钟健、周明镇等拜师学艺，其中的丁来普先生除了学习普通的旧石器考古知识外，还主攻了化石的修复与模型制作。之后，丁来普年发现侯马南梁旧石器地点，年发掘芮城西侯度等，与在丁村的考古学习与奠定的经验密不可分，逐渐成为山西早期考古史上重要人员之一。

▲王建（右）、丁来普（左，戴眼镜）

西侯度遗址发掘中（清理动物化石）

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遗迹开展了普查调查工作。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全国文物大普查，简称“一普”。

文物普查工作迅速在全国范围开展。年，丁村周边自然成为普查的重点，近处相邻的陶寺遗址被发现是情理之中，偶然中的必然。这一年，丁来普先生在陶寺村的南沟与赵王沟之间，发现了大量的“灰陶片”，面积可能数万平方米。当时的考古界除了比较熟悉“彩绘”的仰韶文化陶片外，并不完全熟悉这些灰陶片，“灰陶文化”的陶寺遗址就这么并不被人认识的被发现了，然而却开启了陶寺考古的篇章。

在丁村考古的“‘丁’先生‘来’到陶寺一‘普’查，遗址就发现了！”，丁-来-普，这名字原来冥冥之中……。虽是戏言，却也真实。

三

执着的复查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年10月，为配合国家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宏大工程，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文化部联合组成黄河水库考古队，开始对三门峡水库库区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晋南最南部的考古工作逐渐开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年。）

就在丁来普发现陶寺的同年，年5月-6月，黄河水库考古队山西分队由胡谦盈、陈作良负责，发掘芮城东庄村遗址。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撤销原黄河水库考古队山西分队，成立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简称山西队），张彦煌先生被任命为队长，当时工作的重点是探索夏文化和弄清晋南的“灰陶文化”内涵。（王巍：《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张彦煌条目，科学出版社，年。）同年4月，当徐旭生开始著名的豫西“夏墟”调查时，11月，山西队张彦煌等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现在的山西省文物局）邓林秀等，也开始了“晋南”的考古大调查，年才告一段落。

▲今日陶寺遗址塔儿山

期间，自然不能忽略对陶寺遗址的复查，年秋冬季，张彦煌、王岩、徐殿魁在原“陶寺遗址”周边的陶寺村南、李庄东南、中梁村东北和沟西村北又发现4处遗址。之后，“文革”浩劫中，考古工作受到影响，几乎中断。到年，“文革”尚未彻底结束，但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开始恢复。山西队张彦煌、徐殿魁、高炜以及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叶学明再次复查了陶寺遗址，敏锐得发现之前的几处遗址基本连成一片，这样一来遗址面积已达数百万，成为一个巨无霸型的大遗址，并认识到陶寺是一处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十分重要的遗址，便定为晋南首选发掘对象。年高天麟、高炜、郑文兰与襄汾县文化馆的尹子贵和陶富海，又一次复查陶寺遗址，为接下来的正式考古发掘打了前站。

考古人4次反复调查陶寺，执着于此，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年1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夏鼐所长在听取山西队提出的陶寺遗址发掘方案后，批准了这一方案。同年4月初，考古所与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开始正式发掘陶寺遗址，拉开了陶寺考古科学发掘与研究的大幕。

郭沫若的《残春》言：“我们对于生的执念，却是日深一日。”考古学家对陶寺的执念，年复一年。此处的“执念”，只有对探索的“执着”，没有那佛家所说的“怨念”。因此，陶寺的发现与重大收获，虽是偶然，却也必然。

古今数千年，龙与龙的精神已经渗透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与最强符号。龙是中国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人常常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古之先祖，常有“天人感应”的观念。炎帝母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尧帝母感赤龙，十四个月生尧。这可能是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在观念上的根源。在山西省襄汾县著名的陶寺遗址就出土4件距今四千多年带有龙形图案的陶器，我们叫它“龙盘”。

一

龙盘发现

年4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临汾行署文化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陶寺遗址正式考古发掘。到年春夏季发掘快结束时，在陶寺大墓M墓室平面的清理中，一个圆盘形的陶器初露，模模糊糊看到有一些图案。因这个墓葬属于大型墓，面积较大，进一步发掘比较耗时间，据考古队高天麟与高炜先生回忆，当时又把这个陶盘放回了原处，撤了工地，留待下半年发掘。

在下半年的发掘中，考古队才知道此盘不是一个我们通常所见的那种简单盘子，竟然是一个彩绘有龙形图案的陶盘，这就成为陶寺发现的第一个龙盘，感觉好像它和我们打了声招呼，隐了回去，又让我们等了几个月才见真容。好东西岂是那么容易见的！之后在大型墓M、M和M中又分别出土3件龙盘。

考古人，“窗灯崇山里，手铲汾水东”，陶寺龙盘，见知于世！

▲陶寺M出土龙盘

▲M之龙盘

二

陶寺龙的特点

陶寺4件龙盘大小基本相同，盘口一般直径35-40厘米，盘底直径12-15厘米，高在7-12厘米之间。其中最先出土的龙盘编号M:9，保存较好，纹饰图案也比较清晰，盘口直径36.6厘米、底径15厘米、腹部深6.2厘米、盘体整体高6.8厘米。编号是M:6的龙盘保存最好，图案最清晰，盘口直径40.7厘米、底径15厘米、腹部深7.8厘米、盘体整体高9厘米。

▲M出土龙盘

▲M出土龙盘

▲M出土龙盘

▲M出土龙盘

仔细观察陶寺龙盘上的龙形象会发现以下特点：第一，均是蟠龙，盘曲如蛇；第二，身体上见有鳞状斑纹，似鳄；第三，有的头部两侧方形似耳，或是简化形态的双耳。蛇无耳，三角形头，又非蛇；第四，长颌，有的是锯齿状牙齿，有的无牙齿，这与蛇有牙和常见两颗毒牙明显不同；第五，均口衔枝状物，十分罕见。其实，这些龙形象最大的特点是多种“灵兽”的组合体，且这个组合形象现实中并不存的，这正是“龙”的最大特点。陶寺龙是真正意义上的“龙”的雏形，是与夏、商、周及后世龙最有直接渊源关系的龙形象。

此外，进一步考察陶寺4件龙盘的“龙形象”，我们会发现它们是有着相对的前后形态变化的。经过考古学早、晚序列的排队，我们确定出土龙盘的四座大型墓葬分别属于陶寺文化早期的三组至五组，也就是说其埋葬年代是有先后不同的，分别是M→M→M→M，M最先入葬，M相对较晚些。我们再观察四个龙盘形制，虽然器形比较接近，但其口沿装饰有明显差别，M与M龙盘口沿无装饰，M与M有黑、白、红条纹形成的彩色装饰。更为明显的是，龙的头部也存在两个不同阶段不同的细部形态差别，M与M的龙口中有明显两排牙齿，而M与M的龙口中无牙，并出现了宽阔的前额且微凸，即上颚凸鼓，这是后世龙常见的形象特征。陶寺四个龙形象存在前后两个相对早、晚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偏晚些的比偏早的龙更加接近后世龙的形象。

三

龙盘诠释了什么？

龙盘出土于陶寺遗址早期墓地，这片墓地规模宏大，约有4万平方米，考古队发掘了其中的座墓葬。但如此多的墓葬中出龙盘的只有前述的4座墓葬，换言之龙盘属于极少数人。同时，出土龙盘的4座墓葬又非普通墓葬，均是大型墓，这类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地位显赫，应该大都是当时的最高统治阶层，或言“王者”，这样龙盘就成为等级差别与身份地位的象征物。

此外，我们注意到，龙盘在墓室中摆放于墓主人右侧偏上部，是固定的，而且数量也是固定的，仅1件，这和此类大型墓中出土的鼍鼓、石磬、厨刀、大口罐等等位置固定、数量组合相对固定的情况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些器物明显的是用于某种仪式与场合，显然是我们常说的“礼器”，而这种固定的或者规制化的现象却透露出一种制度的东西即礼制出现。而礼制正是中华文明的特质与重要内容。因此，龙盘是中国早期礼制文明的代表器物之一，而龙已经成为此时最高权力的象征，或许也是当时的图腾和这个国家的标识，似也可以称之为“国徽”。

四

其他地方发现的早期龙形器

并不是只有陶寺遗址发现龙形器物，我国其他地方也有发现龙形遗存，陶寺龙也不是今天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龙形象。

年，在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一个石头堆成的龙的形象，用红褐色大小均等的砾岩石块堆塑而成，全长19.7米，宽1.8～2米，其造型发掘者认为酷似一条巨大的龙，距今近约年。我们称之为“龙形石堆”，这个“龙形石堆”是有不同看法的，它是处于一群房子中间，所以朱乃诚先生直接推测为一种“石铺的道路”，或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一条特殊道路的遗存。现经考古发现的这条特殊的道路，可能已不是当初完整的情况，所以容易使人从某种动物等形象的角度去分析，而不是真正龙的形象。

▲查海“龙形石堆”

▲查海“龙形石堆”处于房址群中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用蚌壳塑成的图案中有龙的形象，一般称之为“蚌塑龙”。该遗址属于仰韶文化距今约多年的第二期文化，遗存中发现了3组蚌壳图案，3组中均有一处龙的形象。第一组蚌壳图案主要是龙与虎组合；第2组蚌壳图案是龙、虎、鸟、鹿、蜘蛛等；第三组是人骑龙、虎，其它蚌壳散乱难辨。可见，龙虎是其基本组合。龙虎图案主流看法有两点：一是象征着图腾崇拜，二是揭示了天文历象，二象与北斗。关于西水坡的这一龙形蚌塑图案，需要注意的是“龙”形象比较写实，头、颈、背、分趾、长尾等十分明显，与之组合的其它动物也均是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因此，较多的学者就认为其可能是“鳄鱼”的形象，或者主源于鳄鱼，先民也多称为“鳄龙”或“鼍龙”。而实际上，在西水坡仰韶文化时期甚至龙山文化遗存中也确实发现了多个鳄鱼遗骸。

▲西水坡“蚌塑龙”

还有一些玉质的龙，比如年在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M16出土了1件玉质的“龙”。整个器形为扁环形，首尾相连。其吻部突出，头顶雕刻双角，阴线刻出嘴、鼻与橄榄形眼。身体卷曲成环，背部阴线刻出17条放射状的斜线，似龙身鳞片。靠近尾部对钻一圆孔，可见，应是用于佩戴的坠饰。发掘者认为玉龙距今年~年，是目前中国最早的玉龙，是当时人们心中的崇拜的神灵，遗址所在的巢湖地区也是中国龙文化的发祥地。

▲凌家滩“玉龙”

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朱乃诚先生认为观察它的正面，很像“虎”的形象，所以称之为“玉虎”。对于其细节辨识不同，导致了认识的差异，主要集中于两点，朱先生认为头上的不是双角，而是双耳；背上的放射状斜线表现的是身上的鬃毛，而非鳞片。加之，在遗址85M1、87M15、87M8出土4件明显是虎首的玉璜，因此，虎的形象是其所常见的。值得注意的是，凌家滩墓葬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重要的大墓出土陶器非常少，玉器却非常多，而中等墓葬出土的陶器相对多一些。可以肯定的是，出土所谓“玉龙”的墓M16出土的陶器比玉器多，虽然也是重要的墓葬，地位却并不是遗址中最高等阶层，这一点明显不同于陶寺的龙盘只出在最高级别的大墓中。

分布于西辽河流域的著名的“红山文化”，也发现了大量的龙形器，比如“玉猪龙”。这个所谓的“猪龙”形象，是源于该玉器展现的面部和弯曲的身体特征。首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野“猪”，而弯曲的身体使人想到中国神话中“龙”的躯体。组合而成“猪龙”的名称。红山文化玉猪龙数量至少在30件以上，以传出地点和收藏品为主，科学发掘品较少。从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积石冢M4和第十六地点积石冢M14出土玉猪龙判断，其年代在距今~年。

▲红山文化“玉猪龙”

郭大顺先生把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类明显是猪首的龙，因其器形像玉玦，称为“玦形龙”，还有一类，体形瘦细成“C”形，长吻，无耳，额后带有较长鬃毛。关于这类“C形龙”一般认为属于红山文化最晚期遗物，也有学者说它年代比较晚，不是红山文化的玉龙，均非发掘品，是收藏品，属于公元前以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在年代上晚于陶寺龙盘的时代。关于其兽首也有不同看法，一般认为其原形是猪，还有熊、鹿、蛴螬（金龟子幼虫）等不同动物。就形态而言，红山文化C形龙更像蜷体的龙形象。

▲“C形”玉龙

以上是早于陶寺龙的各类龙形象遗物，或者争议较大，或者直接是某一种动物为主的形态，如鳄鱼、猪、熊、虎、鹿形。严谨而言，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龙”！

早期中国比陶寺文化年代晚的遗址也发现有龙形器，比如河南偃师二里头用绿松石塑造成的龙形。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一些器物也有龙的图案，比如铜盘，盘内有一个明显的龙的形象，龙的四周环绕有虎、鸟、鱼形图案。此外，山西省石楼县桃花者村遗址发现一件商代晚期饮酒器的青铜觥，上有明显的龙形纹饰，龙首昂翘，瞪目张角，栩栩如生。但同时在器物两侧还装饰有十分明显的鳄鱼纹。也就是说在商代人们观念中龙是龙，鳄鱼是鳄鱼，两者不一样。

▲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

▲殷墟妇好墓青铜盘

▲殷墟妇好墓青铜盘龙纹

▲桃花者村青铜觥

▲桃花者村青铜觥纹饰（拓片）

此后，历代不断的把龙具体化、丰富化，添加很多因素，逐渐就形成今天我们见到的繁缛华丽的龙。

五

龙的内涵

《说文解字》：“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龙，具神力，有神性。这与前文我们说龙多源于能通神的灵兽或动物密切相关，且龙是多种通神动物的集合或组合体，也是不同族群不断融合的反映。

需要强调的是，龙的出现、发展与演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经历不同历史阶段与朝代更替，不断丰富完善，逐渐就形成今天我们见到的龙形象，并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然而，无论如何发展变化，其最初的精神内涵与所具品性却一以贯之，初心至今。

第一，龙性。

水性。多发现在水器上，如陶盘、铜盘、铜觥等等，与水、云、雨相关。或因是水生物，而神化成为主管雨水的神祇。《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言及“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吕氏春秋·有始览》说：“故以龙致雨，以形逐影。”更早的商代甲骨文中也有明确刻辞，《合集》:乙未卜，龙亡其雨。《合集》:其作龙于凡田，有雨？诸如此类种种。因此龙与风调雨顺关联，意味着“丰产丰收”！

明代刘基有诗云“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就是龙布云行雨最好的景色写照。

第二，龙德。

水性这一特点延伸出的“丰产丰收”，表现的正是“泽被四方，心系万众”。《易·乾》：“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疏：“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说的就是龙德高尚。马王堆帛书《二三子》开篇即言：“二三子问曰：《易》屡称于龙，龙之德何如？孔子曰：龙大矣。”之后多次提到“龙大矣”，可见，“大人广德，包容万千”是龙德的本质特征。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美德。

陶寺蟠龙，是与夏商周及后世之龙最有直接渊源关系的龙形象。而陶寺又是最初的“中国”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陶寺龙就是“中国龙”！

▲彩绘龙盘公元前年

陶寺城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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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江涛

图｜陶寺考古动脉影山西博物院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

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南丽江

审核｜方天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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