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官话与北京官话新旧约全书 宋心宽编中国官话源流发展变迁简史 “官话”最早是对官方标准话的称呼，汉语官方标准语早期称为雅言、明清称为官话，年开始称为国语，年在大陆改称普通话，新加坡独立以来即称之为华语；而官话一词演变为“官话方言”的含义。中国历代官方语言有雅言、正音、官话、国语等不同的称呼，也是不同时期“普通话”的定义。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官话有一定继承性，同时因政权的变迁、定都的不同、人口的迁移等因素，也在不断变化。现代国语是在古中原洛阳读书音的基础上，随时代演化而来。近代官话方言由中国官方标准话演变而来，非官话方言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方或者说东南一带等原因，过去有人称整个官话方言为北方方言，实际上，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两大官话方言人口都分布在南方。 生活于宋末元初的江西高安暇堂人周德清（字挺斋）以其著作《中原音韵》一改音韵学古代音韵研究主导的成例，划时代地突破成法而开启了当代音韵学派先河，从当代实际生活用语语言着手研究，“周德清提出以《中原音韵》作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主张，对于近代官话形成确实具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国大陆当今推行的普通话，也不无相当的贡献。”（《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中原音韵提要》，中国戏曲出版社。） 上古巴别塔语言变乱事件时代以后以讫五帝时期和后来的夏、商时期，中原黄河流域地区是华夏先民的主要活动地带。从夏至清朝中后期，洛阳读书音（洛阳雅音）一直为标准音。说到远古语言的起源，应该起源于渭河、黄河流域，伏羲演八卦、“仓颉造字”等古文化历史等均发生在神农氏十七代的炎、黄时期，《山海经·海内西经》、《山海经·西山经》记载，黄帝生于“玉山西，三百里”的“轩辕之丘”，台湾学者考证：“玉山”即今祁连山乌鞘岭，起源于渭河、黄河流域姬水和姜水的炎帝、黄帝（以水为其姓氏）带领部落等逐渐融合话华语和羌语形成的，并且保留了羌语部分发音，例如“夏”在羌语中是“伟大、强大、强悍”的意思，“轩辕”在羌语中是“大而且圆的高台”的意思，今中原官话（陕西省）中仍然将高出平原的台地叫“塬”，著名的甘肃庆阳“董志塬”称谓就位于周人最初的农耕文明发源地甘肃庆阳一带，“华”、“夏”两部落逐渐融合并逐步东征过程中吸收被征服各地方言，形成黄河流域特有的北方话基础，华、夏两部落融合后，历经五帝时期、尧舜禹三王时代、夏朝四百年、商朝六百年、周朝八百年，周代时语言文字达到成熟阶段，《诗经》是由东周人按洛阳读书音写成，经过鲁国孔夫子删减而为三百篇，此外孔夫子尚且编定、编著了《尚书》、《周易》、《春秋》等典籍。 由于历代西北建都，周、秦、隋、唐一次次统一中国，尤其是周朝年，将《周礼》及洛阳读书音传播到全国，周人封诸侯到全国，最多时诸侯达到多，周人在全国的诸侯居住在城市，称为“国人”，当地土著百姓称谓“野人”，除了长子继承诸侯王位，其余后代逐渐成为百姓，周朝诸侯的这种继承和传播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洛阳读书音在全国的传播，秦朝在优化周文字后，统一全国各个诸侯国文字，形成“小篆”通行全国，强制推行一统天下的文字和语言、度量衡、甚至车轴距，要求各种规矩符合秦国要求，废除其他诸侯国标准。汉代以后仍然一仍秦制，隋朝发明科举考试，直到唐朝一直都是延续洛阳读书音作为正音，为官者须会讲正音，也促使全国读书人学习官话传播正音。秦朝、隋朝、唐朝先后征服蜀国、夜郎国、交趾国、渤海国等导致洛阳读书音迅速传播到西南地区、东北地区。秦时代的标准语已无可考，而语法体系，从李斯的《谏逐客书》来看，古代文言的基本语法已经成型了。这种语法体系，也成为后来“官话”的语法体系。汉代国语为“洛语”，洛语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汉朝的汉语标准语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扬雄著书《方言》，“方言”即与“通语”相对。 上述可见，中国自古以洛阳读书音为正音，以洛阳为标准音的华夏语后来成为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进而发展成为扬雄《方言》提及的“通语、凡语”。西晋承袭汉代，以洛语为国语。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东晋迁都建康（南京），洛阳雅音与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称吴音，为南朝沿袭。在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东晋、南北朝以来，汉人回迁，中原洛阳又称为通用官方语言。到了隋朝，隋炀帝杨广以洛阳为首都，把数万户富商大贾从全国各地迁徙到洛阳，推广以洛阳为代表的正音和正语。隋朝统一中国，编《切韵》，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秦音）。唐朝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音。隋唐都长安，并以洛阳为东都，此时中原及关中汉音在与各民族交融后已有所演变。唐朝时，洛阳读书音仍然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北宋都汴梁（今开封），开封话和洛阳话极其近似，便同时作为标准语，洛阳读书音仍然被称为“中原雅音”。南宋定都于杭州，中原雅音也随之在杭州扩大了影响，以至于今天的杭州话还同中原官话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今天开封和杭州都大量保留着同样的儿化韵尾。但当时洛阳读书音仍处于标准音的地位，“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北宋时期中原之音基本定型。宋代国语称“正音”、“雅音”，仍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 元朝建立之后，实行蒙语教育，有很多蒙语词汇进入汉语体系，形成华蒙相成的形式。元代法定蒙古语为国语（主要为蒙古族使用）），后以元大都（北平）汉语语音——北平音为标准音，称为“天下通语”。明灭元朝之后，定都南京，为了剔除掉蒙语遗留的文化（旗号与民国大同小异，一则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一则为驱逐鞑奴，恢复中华），明太祖朱元璋颁布《洪武正韵》，多数参照中原雅音（汴洛音）兼江淮官话系的南京话正以中华之语。明以中原雅音为正，明前中原地区经多个北方民族融入，江淮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官话遂以南京官话为基础，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语。明成祖始迁都北平，即以北京音作标准音，以南京音为基础。永乐年间从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约40万，占北京人口一半，南京话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而南京官话则通行于整个明朝。 明朝及清朝中叶之前中国的官方标准语一直是南京话。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所传授、使用的中国语也是南京官话。长久以来，南京话以其清雅流畅、抑扬顿错的特点以及独特的地位而受到推崇。清初名义上以满语为国语，随后汉语官话成为国语。清朝以来，北京官话逐渐分化出来，作为汉语标准音的官话从而逐渐分为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两支。清代早期，南京官话仍为汉语主流标准语，雍正八年清设立正音馆，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而北京音是在元时旧北平话与南京官话（明都北迁时北京城内南京移民过半）相融的基础上，融入少许音译满语词汇而成。到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取得国语的地位。年清正式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此即清末的国语。北京话是宋元时受东北契丹各族音影响，加之汉语冀方言影响而形成的，至今北京话与东北话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官话直到清代中叶以后才逐渐取代原本江淮官话系的南京官话成为中国官方的标准语。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所流行的中国话是以南京官话为标准的中国话，民国初年西方传教士主持的“华语正音会”，也以南京音为标准。清末编审国语及民国确定新国音以后，北京官话成为中国官方的标准语。民国初期，当时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是南京话和北京话的结合。其中，平翘、前后鼻、尖团区分、部分音调按照北京话，而部分韵母、入声音调按照南京话，成为一个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普通话。后来改为以北京话为国音，并且去除了北京话里的尖团区分。 中国官话分区之八区法划分及其影响 作为中国标准语的官话自南北朝以来已经初步分为南北两支，北方以中原官话为代表，南方以江淮官话为代表。“官话”最早是对官方标准话的称呼，汉语官方标准语早期称为雅言、雅音、通语、正音，明代称为官话，清代又开始称为国语，年改称普通话，而官话一词则演变为“官话方言”的含义。而北京官话直到明清才逐渐成为中国官方的标准语。历史上对官话的分区方法多种多样，以下是简短的分区史： 年章太炎：官话区与非官话区被揉混，且没有任何一种汉语分支被命名为官话。第一次对汉语进行分区，官话区的共同特点没得到体现。年赵元任等：华北官话、华南官话“官话”一词首次用于汉语分区；包含的晋语、湘语、赣语。年-年：北方官话、上江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湘赣语区被划出，官话区的范围与官话晋语区的范围相当接近。年-年被并为一区；一度改名为北方话、北方方言；内部分区方式有多种，有一种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官话作为汉语的一个分支的观点从此深入人心；北方话、北方方言等另名亦开始流传。 年中国语言地图集：东北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有争议），晋语首次被划出官话；已成为方言学界事实上的分类标准（方言学界以外，旧分区方式仍有所提及）。中国大陆出版的方言学的专业书籍、期刊，都采取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分区法（下称“八区法”）对官话进行归类，八区法事实上已成为学界的分区标准。八区法成为学界标准，语言学价值比过去的方法有了质的进步是一个原因，为权威部门所发布则是另一个原因。中国语言地图集是由中国大陆方言学界的权威部门制定并发布的，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在方言学界书籍期刊的出版和归类上也有强制作用。对于八区法，一些学者也有一定异议，异议的涉及范围，小至某乡某县语言的分类，大至晋语、江淮官话的归属。不过，虽然有异议，也会在先介绍“八区法”的前提下再对“八区法”提出批评。中国语言地图集对官话分区的基本标准是调类，具体的说，是古清音声母入声字的演变状况。这是历史上首次将官话分区标准确切总结为语言学特征，过去的分区法则基于行政区划，以致于各区官话的共同特点难以总结。此外，“八区法”在制定过程中，对官话区的每个县份，都调查到一个以上的代表点，提供语言学资料的详实度比过去有质的飞跃。 尽管明清官府并没有对官话正式命名（官话是社会上约定俗成的称呼），也没有将官话进行推广，但它对中国普通百姓语音的影响是巨大的。明清时期各地汉语尽管大都与官话差别很大，但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官话的影响。越是官话使用频率高的地方，这种影响就越剧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江西景德镇，长期作为官方瓷器供应地，官话在城区盛行，导致当地的方言往官话靠拢，最终出现只有三个声调这种赣语乃至整个“东南方言”极其罕见的现象。官话的另一个影响是产生了带方音的官话（下文简称为“方音官话”）。古代非官话所在地的人，要学习官话，往往会受母语的极大影响，从而说出母语特征极浓的官话来。这就相当于今天的广东普通话、台湾国语等。方音官话与（标准）官话之间，只是口音之间的区别，而非方言之间的区别。官话在现代仍有少量保留，不过不是在“活的”语言里，而是在戏剧中，而且只保留了某些特定时期的官话。如京剧的语音，仍保留了清末以前官话中的区分尖团的古全浊入、古次浊入、古清入等诸特点。再就是中文圣经官话译本，诸如南京官话新约全书，北京官话新旧约全书，国语官话和合本圣经全书等。 中国官话主要分布区域 官话是汉语诸方言中分布最广的一种，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绝大多数地区、南方的四川大部、重庆、云南、贵州、湖北大部、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江西沿江地区、安徽中北部和江苏中北部作为母语使用。此外，官话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菀坪镇、福建省南平市的延平区以及福州长乐航城街道的琴江满族村等地也以方言岛的形式出现。现今中国目前的官话大致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分别以北京话、西安话、成都话和扬州话为代表。其中，现代标准汉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话、中华民国的国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标准华语）均以北京话为基础音调而形成的规范语言。官话，也可称为“官话方言”，过去也被称为“北方方言”“北方官话”，但由于使用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人口都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因此“北方方言”的叫法不甚准确。从年代后期起，中国大陆的汉语方言学界的期刊和专著已统一使用“官话”这一称呼，不再使用“北方方言”、“北方官话”的称呼。官话可细分为八种次方言：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 北方官话北方官话、东北官话、北京官话，阳平去声派入四声，主要分布于辽宁中、北部、黑龙江与吉林大部、内蒙古东部地区。 东北官话主要特征是古入声派入平、上、去。东北官话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吉林绝大部、辽宁部分地区、内蒙古东部和河北东北部。东北官话具体可分为吉沈片、哈阜片、黑松片，每片又可分为几小片。 北京官话又称华北官话，三声四调，古入声派入平、上、去声。主要分布于北京、天津（除大港区外）、河北北部保定到霸州一线以北所有地区、辽宁西部、和内蒙古朝阳、赤峰等中部地区，可分为京师、怀承、朝峰、石克四片。使用人口约万。 冀鲁官话冀鲁官话主要分布于河北大部石家庄到沧州一线以南等地区、山东西部（含济南，德州）、天津大港区、山东北部和西北部，以及北京市平谷区，山西广灵县，内蒙古宁城县，使用人口约余万。冀鲁官话是除东北官话外，与北京官话最为接近的官话。主要特征是三声四调，古入声派入平、去声。 胶辽官话主要特征是三声三调或四调，古入声派入平、上、去声。主要分布于山东省的胶东半岛、辽宁省的辽东半岛和鸭绿江下游地带及江苏省的赣榆县。历史上在一些地区如黑龙江省还存在过胶辽官话的方言岛，但渐渐都消失在周围方言的“汪洋大海”之中了。胶辽官话内分登连片、青州片（青莱片）和盖桓片（营通片）。 中原官话代表方言为河南方言。中原官话的古入声清音声母和次浊声母字今读阴平，古全浊声母字今读阳平是中原官话区的主要特点。中原官话和冀鲁官话、胶辽官话的主要区别是古入声次浊声母字今读阴平。中原官话的分布以河南、安徽北部、江苏徐州、陕西关中、陕南大部地区、山东西南、山东南部、山西西南地区和宁夏、甘肃南部，新疆西南部，青海东部为中心，覆及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根据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一共分为郑开、洛襄、兖菏、漯项、商阜、关中、南鲁、秦陇、陇中、南疆等十片。 兰银官话兰银官话主要分布于甘肃北部、青海、宁夏北部、新疆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分为四片金城片、银吴片、河西片、新疆北疆片。 下江官话（江淮官话）江淮官话分布于今江苏中部和安徽中部的大部、湖北东部局部、江西沿江部分地区等地，江淮官话使用人口大约为万，其中主要分布于安徽省除蚌埠、江苏省除徐州一带以外的长江以北地区、镇江以西九江以东的长江南岸沿江一带。江淮官话自东向西分为通泰片、洪巢片、黄孝片。 上江官话（西南官话）整体保留或混入它调（阳平、阴平或去声）。西南官话是流行于中国南方、西南的官话，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南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湖北大部，湖南西北部，以及邻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湖南省西部、陕西省南部、缅甸果敢的主要语言，在老挝、越南等地也有部分华人使用。西南官话在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果敢）具有官方地位，是仅有的3个具有官方地位的汉语分支之一。西南官话的主要特征是古入声不分化，整体保留或整体混入它调（阳平、阴平或去声）。《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将西南官话分为十二片，其通常也可按照地域分为四川话、重庆话、贵州话、云南话、桂柳话、湖北话等。 中国官话的主要特征中古的知、章、庄三组声母合并为卷舌塞擦音，并与平舌音的精组字相对立。但大部分官话中这种对立现象已经消失。中古全浊声母，在平声字中变为送气清声母，在仄声字中变为不送气清声母。但西南官话成渝片和赤灌片（即四川话）较为特殊，部分中古全浊仄声字读送气清声母。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只剩下“-n，-ng”。声调类型少，一般来讲有3至5个声调，大部分地区只有平声区分阴阳，且中古汉语的入声在官话大部分地区内消失。但江淮官话和部分西南官话（岷江小片、丽川小片、武天片部分、黔南片部分、湘南片部分和岑江片部分等）入声仍然存在入声。 北京话与北京官话新旧约全书官话（Mandarin）最早是对官方标准语的称呼。汉语官方标准语早期称“雅言”，明清称“官话”，年开始称“国语”，年大陆开始称为“普通话”，而“官话”一词则被用来指代“官话方言”。官话是汉语的一种汉语方言。当今中国约70%的人口以官话方言为母语，主要分布在中国秦岭—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北大部、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江西沿江地区、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等地。官话可细分为八种次方言：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我国境内人数使用最多的官话方言是西南官话，中原官话次之。官话的特点包括：除了部分江淮官话有入声外，大体上无入声，新增了平上去入以外的轻声。中古汉语中原有的六个辅音韵尾大体上只剩下?n，?ng，原本连接i，ü韵母的z，c，s声母颚化成j，q，x，即尖团合流。官话未经过剧烈的声调分化。在中国，官话（Mandarin）是相对于湘语、吴语、粤语、闽语等的“一级方言”（大方言）。官话（又称北方话）为汉语的一支。使用人口约9亿。使用地区，北方：秦岭、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南方：江淮及沿江一带，西南地区。代表城市北京、南京、天津、重庆、武汉等。下属分类为北京官话、中原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别名雅言、国语、普通话，是指历史上中国官场主流的标准语。由于南北朝时期开始，中原雅音南移，作为中国官方语言的官雅言逐渐分为南北两支。六朝即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语，明朝永乐年间建都北京时从南京北调40万人口，超过北平原有人口。清入主中国，旧北平话逐渐演变形成了北京话。清雍正六年设“正音书馆”，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在全国推行，以后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成为中国官场主流的标准语，有人也称之为北方官话，和被称为南方官话的南京官话相对应。清末进行国语编审，民国初年拟定国音，“京国之争”以后实行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新国音，自此以北方官话为蓝本的国语（普通话）成为中国官方标准语言。随著现代教育、传媒的普及发达，当代的北京官话普通话，在华语圈有向各种方言渗透的趋势。北京官话（BeijingMandarin）在清代中后期逐渐取代南京官话成为中国的标准语，又称为“国语”或“普通话”。北京官话，是官话的一个分支，以北京音系为代表，三声四调，古入声派入平、上、去且相对均匀。虽名称中有“北京”二字，但并非北京话，更准确的说北京官话是热河地区的方言，主要分布于北京市、河北省承德市、廊坊市、涿州市，内蒙古赤峰市，辽宁省朝阳市、葫芦岛市建昌县、阜新市部分地区。可分为京师片、怀承片、朝峰片、石克片四片。使用人口约万。属于北京官话区的承德市滦平县是全国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其中朝峰片分类存在争议，部分研究人员认为朝峰片应属于东北官话，因为其词汇及语法大多与东北官话相同，只是语调更接近于北京官话。新疆地区的北京官话区集中在北疆，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生产建设兵团汇集形成。 京师片北京市中心城区、昌平区、房山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顺义区、大兴区、通州区。 怀承片北京市怀柔区，密云县、天津市武清区、承德市区、鹰手营子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兴隆县、宽城县、隆化县，廊坊市区、三河市、香河县、大厂县、固安县，涿州市。 朝峰片朝阳市区、凌源市、朝阳县、建平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赤峰市区、宁城县东部、林西县、喀喇沁旗、敖汉旗、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西部部分乡镇，葫芦岛市建昌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平泉县 石克片库尔勒市、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温泉县、托里县、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富蕴县、吉木乃县、福海县、布尔津县、哈巴河县 官话语法与及方言字词 官话的基本语序为主谓宾结构。官话的词汇主要来源于文言文中的固有词汇，以及在清朝时期从日本引入的词汇，外来语较少。由于与外国交流日益增多，外来语逐渐增多，以及网络语言使日常口语多元化。官话中的一些方言字保留于普通话中，如“甭”（不用、不要）、“孬”（不好）、“俺”（我）、“咱”（含对方在内的我们）、“啥”（什么）。官话的大部分口语可以书写为书面语，但也有不少方言词不易转化为普通话书面语。 北京官话新旧约全书 年前后，由于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续约、北京条约的签订，宣教士由此可以深入天津港以及首善之区首都北京开展宣教传福音事工。年，施约瑟、白汉理（HenryBlodget又译柏亨利）、包尔腾（又译包约翰，JohnBurdon）、艾约瑟（JosephEdkins）、丁韪良（W.A.P.Martin）组成了中文圣经北京翻译委员会（ThePekingTranslationCommittee），开始把圣经译成当时的北京官话（北方普通话）。起初，施约瑟从新约着手翻译，但大家都发现，由最精通希伯来文的施约瑟（他自身是美籍立陶宛犹太人）专注于旧约翻译，是最好的分工。在此之前，白汉理、包约翰已经翻译了浅文理译本新约全书，而在当时流通的中文圣经译本，要么是文言文（如在年出版的委办译本），要么就是用南方方言译本（如上海话、闽南话、客家话、广东话、宁波话等译本），要么就是少数民族译本（苗文圣经译本、朝鲜文圣经译本、景颇文圣经译本、傈僳文圣经译本等），而仅有的南京官话译本也只是在江南部分地区流通，却一直没有一本圣经译本是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作为首都的北京官话译本。中文圣经北京翻译委员会五人小组在此基础上把《圣经》译成北京官话（普通话），这是第一次，当然也是唯一的一次，并且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北京官话新旧约全书的翻译本。 京委本中文圣经译本五人小组丁韪良早于年翻译了北京官话约翰福音，并且由美华圣经公会在上海出版了单行本，共22页。年，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出版，并于年，年，年，先后进行数度修订。年，京委本五人小组他们将新约修订出版；年，施约瑟将旧约译完并于年加以修订出版。年，年，年，京委本译本在美华圣书公会也就是美国圣经公会、与及英格兰圣经公会和苏格兰圣经公会的推广下通行中国大陆四十年之久，在出版过程当中，京委本译本因其印行者的市场化需求则同时出现神字版、上帝版、以及天主版三个版本先后发行，并有附彩印地图本和串珠本，更有中英文对照本，渐渐陆续推出，这一切对于后来年推出的国语官话和合本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巨大影响。后来，施约瑟又独自一人将整本圣经翻译成文言文（文理圣经）。年出版文理新约，年译完旧约，并于日本出版了施约瑟浅文理译本新旧约全书圣经。在翻译文理圣经期间，施约瑟中风，在美休养期间，他只用两个仅能活动的指头工作，故此文理译本也被称之为“二指版圣经”。 历经两次鸦片战争打击的中华民族在十九世纪中期，正是社会转型、也是语言文化转型的一个过渡时期。中文圣经北京翻译委员会五人小组此时此际开始了开创性的北京官话新旧约全书的翻译事工，正当他们开启这一伟大事工之际，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仍然通用文言文，而普通老百姓则是使用更为通行的官话普通话也就是白话文进行交流沟通，所以，此一译本的出现，不单单满足了大多数民众阅读中文圣经的需要，而且也适逢其时保留了中国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时期的语言精髓，京委本译本五人小组，在当时神字版、上帝版译名之争的情况下一致采用天主版进行中文圣经翻译而与罗马公教不避嫌隙使用同一译名翻译，不愧为精通希伯来文、希腊文、与及英文并中文的专家学者，因为该译本不仅精心精确采用希伯来文圣经玛索拉底本（MasoreticText）和希腊文圣经公认底本（TextusReceptus），而且准确正确地予以翻译了圣经的意思与意图，也同时深合中文表达习惯与规范,，并且与圣经翻译的国际规范共融一致，而不是人为硬性把罗马公教排拒于千里之外，这实在是独具慧眼的明智之举。京委本译本因其五人小组每一个人的资质、品格及其后来译本（天主版，上帝版，神字版，附录彩印地图本、串珠本、中英文对照本）影响的无远弗届，使得在其通行三四十年以后出现的一个中文和合国语官话译本也不得不以之作为活水源头，只是国语官话和合本在京委本的基础上对之进行了至少百分之三十的故意修改甚至刻意篡改。这一19世纪中后期白话文译本的先驱典范巨作，因其无论是其技巧或其结构，尤其是其翻译思想旨归，均可谓无复出其右者，甚至包括整个20世纪以及21世纪不断推陈出新的中文圣经译本，包括罗马公教思高译本，现代中文译本，中文标准译本，中文新译本，普通话译本，当代圣经译本，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也还是以此京委本北京官话新旧约全书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参考活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