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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19辑，年01期。 陈燕，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尤伟琼，云南师范大学历史行政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新石器晚期，东亚地区出现了许多具有发达文明的民族，其中的夏人、商人、周人分别建立了夏商周王朝，在他们的东西南北也同时存在着许多生产方式各异，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民族群体，这些民族群体在汉文的历史文献当中被称为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这些民族生活在夏商周的边疆地区，创造了中国的边疆文明，与华夏人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共同创造和推动着中国国家的发展历史，由此可见中国的国家发展历史从一开始就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形成了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与民族的“多元一统”发展格局。 关键词：夏商周边疆民族中国多元一统 到公元前21世纪，炎黄集体中的夏人，建立了夏王朝，紧接其后的商人、周人亦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分别建立了具有发达文明的商朝和周朝。这表明华夏人在黄河中下游的各地区经过多年的迅速发展，在地区内渐渐实现了一种内部的平衡与稳定。然而，在夏商周的边疆仍存在着许多生产方式各异，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民族群体，这些民族群体在汉文的历史文献当中被称为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史记·五帝本纪》载：“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1] 此外，《礼记·王制》还从文化的角度对夏商周时期的边疆民族进行了分类：“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2]文中对民族文化特征的概括已经具有了现代民族识别的一些方法和原则。如南蛮和东夷还存在着“不火食者”，表明他们有生食的习惯，但已是农耕定居民族；北狄和西戎则有“不粒食者”，表明过着游牧和狩猎生活；与之相适应的是处在南方炎热地区者是“被发文身”“雕题交趾”。总之，中国边疆的民族从夏商周时期开始已经在分布地域、饮食习俗、服饰文化、居住特点、语言情况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 一、东北边疆的民族 夏代，东北边疆的民族群体被称为“鸟夷”。《史记·夏本纪》载：“禹行自冀州始。常、卫既从，大陆既为，鸟夷皮服。”[3]这儿讲夏禹的治水活动，影响远及“鸟夷”地区。皮服鸟夷居住的冀州范围很广，包括后来的冀、并、幽三州，皮服鸟夷分布区为冀州东北部靠海地区。关于其族属，裴驷《集解》注引郑玄曰：“鸟夷，东(北)[方]之民，(赋)[搏]食鸟兽者。”张守节《正义》注引《括地志》又载：“鸟夷国，古肃慎也，在京东北万里以下，东及北各抵大海。其国南有白山，鸟兽草木皆白。其人处山林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至接九梯。养豕，食肉，衣其皮。”[4]从《集解》和《正义》来看，鸟夷即后来的肃慎民族群体，是史书中所记载的东北边疆最早的民族群体。文中所言的“白山”当为今长白山，而且他们的穴居形式与考古遗存同，故鸟夷为肃慎民族群体之先民无疑。 商代，史书中追记的东北民族仍然是肃慎集团的。《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载：商汤建国之初，命令符娄贡献靶、铡酱、鲛盾等物品。此“符娄”即汉代的“挹娄”，当属东北肃慎集团的民族群体之一。 到了周代，史书对肃慎的记载不绝。史记的《五帝本纪》《周本纪》《孔子世家》及《周书·王会解》《尚书·序》《左传·昭公九年》《国语·鲁语》《家语·辨物篇》《淮南子·原道训》《说苑》等均有记载。关于肃慎民族群体的分布区，和以前相比更为明确。《左传·昭公九年》载：“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杨伯峻先生注曰：“燕是北燕，都于今北京市，已为解放后考古发掘所证实。由北京往北，经承德、凌源、宁城、喀左，再沿大凌河至朝阳、北票，通向辽阔的东北地区，此一带为周初由燕去肃慎之重要通道。”[5]《晋书·四夷传》也载：“肃慎氏在不咸山北。”不咸山即今长白山。[6]对此，《山海经·海外西经》载：“肃慎之国在白民北，有树名曰洛棠，圣人代立，于此取衣。”[7]《山海经·大荒北经》又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8] 肃慎的生计方式是狩猎经济，《史记·孔子世家》载：“有隼集于陈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陈湣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9]《史记·孔子世家·正义》载：“《肃慎国记》云：‘肃慎，其地在夫余国东北，（河）[可]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强劲弩射四百步，今之靺鞨国方有此矢’。”[10]文中所言石弩即石箭头。由于肃慎贡楛矢石弩，周时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史记·周本纪》载：“成王既伐东夷，息慎（肃慎之异写）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11] 除肃慎外，东北边疆还有东胡，《逸周书·王会解》载：“成周之会……东胡黄罴。”[12]《山海经·海内西经》又载：“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13]大泽应为今达来诺尔，所以东胡分布区当在今西拉木伦河流域。东北夏家店考古文化可以让我们看到文献的记载与考古遗物是统一的：东北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中有殉犬的习俗，与文献所载乌桓以犬殉葬相合，夏家店上层文化诸遗址发现的铜板上的人形皆秃顶不蓄发，与东胡各族髡头为轻便亦相合。铜板的人物形象经鉴定属典型蒙古人种，与人们对东胡语言的研究认为属蒙古语族都相合。[14]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前身是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富河文化。富河文化的时间距今约五千三百年，它的文化特征为：陶器器形简单，纹饰为“之”形纹，石器多大型的砍砸器，细石器较多，是一种游牧狩猎文化。这一文化的存在及其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渊源关系，证明了东胡的先民在西拉木伦河一带的活动已有悠久的历史。[15] 在肃慎的南边，燕国的东北部，有两个存在着近亲关系的民族群体秽和貊。《山海经·海内北经》载：“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孟鸟在貊国东北，其鸟文赤、黄、青，东向。”[16]《诗经·韩奕》载：“溥彼韩城，燕师所宪，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17]貊又称为貉。《诗经·闷宫》载：“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貉。”[18]《周礼·夏官》也载：“四夷、八蛮、七闽、八貉、五戎、六狄。”郑司农注曰：“北方曰貉狄。”[19] 秽是以农业为主的民族群体，分布区在东北南部地区偏东，约在今吉林省及朝鲜半岛北部，是这一地区的土著。目前认为西团山的文化遗存为秽人的先民留下的。[20]后来渐渐融合为一个大的民族共同体，统称为秽貊。《管子·小匡篇》载：“（齐桓公）北至孤竹、山戎、秽貊。”[21] 二、北部边疆的民族 甲骨文中常常把北部边疆的民族称为土方、鬼方等。[22]由于游牧民族需要游动以求得新的牧场和狩猎区，所以北部边疆的民族与华夏族常有战争发生。《竹书纪年》载：“帝癸即位，畎夷入于岐以叛。”[23]这畎夷亦是属于北狄集团的民族。西周初年，仍沿用商代的族称，即称北部边疆的民族群体为“方”。春秋时期北部边疆的民族被称为北狄，他们是一个有近亲关系又有一定区别的大民族群体，其较大者有匈奴、林胡、楼烦。 对于匈奴，《史记·五帝本纪》载：“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野。”《史记·索隐》注曰：“匈奴别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俨狁，汉曰匈奴。”[24]上述记载说明北方游牧民族在遥远的时代就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先民有所接触。《山海经·大荒西经》也载：“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25]结合《史记·匈奴列传》和《山海经》所载来看，匈奴与华夏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夏代，荤粥为华夏人的北邻；殷商时，鬼方等又多次与商发生战争；西周时，猃狁常向周朝发动进攻。 从商到春秋、战国时期，匈奴一直在北方草原从事游牧活动。《史记·匈奴列传》载：“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语言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为食用。土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26]由上可知，当时匈奴还没有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政权产生，社会的各个生产单位——家庭，是通过对于牧地的占有而相互紧紧联系着的，即“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是牧场为氏族公有，但又划定一部分给每个家庭使用。在家族制度和婚姻习惯方面，即“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这便是所谓的族内转房婚，它的原始意义是约束寡母寡嫂，到了此时又带上了保留一家一族个体家庭的劳动人手和增强家庭生产力的经济意义。匈奴是一个骑马民族，由骑马风尚产生的游牧民族的机动能力导致了他们的外向掠夺性，而且掠夺还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即“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此亦说明早期的匈奴社会已经既是一个生产组织，又是一个军事战斗组织。 除匈奴之外，还有燕北的山戎、晋北的林胡(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楼烦(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南部的河套以东至山西北部地带)，他们亦对华夏族有军事进攻，故才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赵武灵王击破林胡之后，占领之，其民大多融人华夏民族。而林胡西边的楼烦仍然活动在鄂尔多斯地区，后从属于有近亲关系的匈奴。 三、西北边疆的民族 如前所述，戎是古代对西北民族群体的泛称。随着历史的发展，戎与中原华夏人的交往增加，故历史文献对戎的记载亦随之更详，单以《竹书纪年》而论就有众多的记载，现列举如下： “六年，歧踵戎来宾。”“二十六年，西戎来宾，王使王孟聘西戎。”“三年，西征丹山戎。”“十二年，征西戎。冬；王返自西戎。”“十三年，西戎来宾。”[27] 《诗经·出车》亦载：“赫赫南仲，薄伐西戎。”[28] 在西周末年，东周初期，是西戎势力强盛的时期，与华夏人发生着频繁的战争与冲突。结合史书的记载有如下一些较大的事件： 周宣王四年（公元前年），秦仲伐西戎，为戎所杀，复召仲子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三十一年（公元前年），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周宣王三十六年（公元前年），伐条戎、奔戎，周师败绩。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年），伐姜氏之戎，战于千亩，周师败绩。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年），申侯与缯、西夷犬戎攻周幽王，杀之于骊山之下，西周亡。周平王二十一年（公元前年），秦文公伐戎，戎败，文公收周余民而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于周。[29] 综上可见，西戎只是西部边疆民族的泛称，所以其内部又有许多不同的称呼。《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30]除上述所记者外，还有太原戎、条戎、奔戎、姜氏之戎、犬戎等。而《尚书·禹贡》认为戎还有昆仑、析支、渠搜等称呼。《尚书·禹贡》载：“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河。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31] 戎还包括西北的氐羌民族，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先民之一。例如至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部的藏族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的一些藏族，都自称为“嘉戎’’或“嘉戎哇”，由此让我们窥见了一些西北民族发展的历史遗迹。[32]由于氐与羌有很深的亲缘关系，按现代语言学的观点，当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故常常氐羌连称。 羌人是中国古代一个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他的活动地域当为除汉族之外的最广大者，西到帕米尔高原，东到河湟地区，西南到川滇地。氐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最早在《诗经》中有记载。《诗经·商颂》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33]则商代氐已作为一个民族群体存在。周代亦与周有往来，《逸周书·王会解》载：“氐羌以鸾鸟（献）。” 在研究西戎时，有一个民族群体不太引人注意，即山戎。在《史记》中司马迁将之放到匈奴中叙述。《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34]戎本居于西北，何故又到北方呢?这与戎的迁徙有关。杨建新先生认为：戎族诞生于陇山东西和泾、渭水流域（泾水、渭水在今西安北相汇），自西周起，由于各种原因，开始向东迁徙，至春秋时，戎的各部迁徙到了黄河中游，甚至到了淮河流域。[35]而实际上戎中的一部分甚至东迁到了辽河流域。《汉书·匈奴列传上》载：“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36]战国时燕以今华北京津地区为中心，而戎在北，故当在今辽河以南地区。 四、西南边疆的民族 夏商时期的文献史料对西南边疆的民族情况记载很少，《史记》当中的记载具有追记性质，例如《史记·夏本纪》载：“华阳黑水惟梁州，汶蟠既艺，沱涔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37]黑水当指澜沧江或金沙江，而“和夷”则指居住在“黑水”流域的居民。周以后，史书对西南边疆的民族情况记载渐增。 除了西北地区之外，西南边疆也有大量从西北迁徙来的氐羌分布。《史记·六国年表》载：“禹兴于西羌。”[38]《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在蜀西川也。”[39]按，禹的家乡在今四川省茂县。可见西南有羌。从现代民族学的调查看，西南的氐羌来自西北。随着历史的发展，进入西南的氐羌开始出现分化，分化出来的是有共同亲源关系的各部，其个性特征亦较为明显，在分布地域上也开始固定。从有关史书的追记来看，夏商周时期属于氐羌民族而且记载明确的有巴人、蜀人。 巴人的历史是久远的，《华阳国志·巴志》载：“《洛书》曰：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40]传说夏族与巴族也有联系，大禹治水据说就到过巴国，《华阳国志·巴志》载：“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存焉。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41] 周代，由于巴人分布区的东部、东北部都与华夏人相接，故巴人和华夏人之间有种种联系。《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日子。”[42]可见有华夏人以分封的形式进入巴人分布区。 由于华夏人的影响，加速了巴人的发展，开始向外扩张，建立巴国。在公元前年前后，巴国曾与楚国联合进攻邓国(地在今湖北襄樊市西北)。当时巴国的武力强于当时的楚国，巴国便主动进攻楚国。此后双方关系一度沉寂，到战国时，又有大量的交往，但此时巴、楚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即巴弱楚强。在此情况之下，巴、蜀之间又发动战争，而秦国得渔翁之利，灭了巴、蜀。正是在上述频繁的军事活动及经济文化交往中，巴人向华夏文化渐渐靠拢，当巴为秦灭后，巴国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融于华夏人，少量加入邻近的其他民族。 蜀人的历史也是十分久远的，《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43]则蜀人自远古以来就与中原华夏先民有着种种文化上的联系，到了商周之际，这种联系更力密切。《华阳国志·蜀志》载：“武王伐纣，蜀与焉。”[44]此亦与《尚书·牧誓》所载同。从民族源流上看蜀人原为氐羌民族当中叟人的一部分。《尚书·禹贡》载：“织皮、昆仑、析枝、渠搜，西戎即叙。”[45]此西戎即西部的氐羌民族，“渠搜”即叟。叟人中的先进部分建立了蜀国，见称为蜀人。 周代，蜀的北边有秦，东边有巴，相对来说，相互之间虽有联系但不多，故《华阳国志·蜀志》载：“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46]在周平王东迁之后，蜀人的首领蚕丛开始称王。《华阳国志·蜀志》载：“有侯蚕丛，其目纵(按：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目纵人头像)，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这蚕丛、鱼凫是蜀人中两位较著名的首领。 在蚕丛、鱼凫之后，蜀人传说中的著名首领是杜宇，《华阳国志·蜀志》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今云南昭通)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至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畜牧，南中为园苑。”[47]则在杜宇统治蜀人时，其东北部抵汉中，西南境抵达今青神峡至峨山边一带，南边则为今云南滇东北的昭通一带。在蜀国最强盛之时，其地以成都平原为中心，东部以涪江和巴国分界，南部仍和滇东北、黔西的夜郎相连，北部与陕西汉中、甘肃文县相连，西部为川西北。 继杜字之后是开明作为蜀人的首领。《华阳国志·蜀志》载：“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杜宇)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开明(位)[立]，自号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保子)帝攻青衣，雄长僚僰。”[48]显然从开明帝起，便有了世袭制，而且在此时开始向外扩张，并以成都地区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战国晚期，蜀开始调整与秦、巴的关系，加强了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华阳国志·蜀志》载：“周显王之世(公元前-前年)，蜀王有褒(为今汉中市西北)、汉(今南郑)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怨。群臣贺曰：‘天奉我矣，王将行蜀土地。’惠王嘉，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石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49]“石牛便金”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蜀之间经济上、政治上的联系。公元前年，蜀开明王朝为秦所灭，蜀人成为秦统治下的民族，大部分蜀人开始华夏化，少部分仍散布在西南各地。 除巴、蜀外，滇人也是古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报归，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50]这是滇国首见于史籍，但滇国的建立不可能仅始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楚威王时代，而应该是早在此之前滇人就已创造前辉煌的历史文化。从民族的源流关系来看，滇人属于百越民族系统。 五、南部边疆的民族 夏商周时期中国南方以越人为主，此外还有许多苗蛮。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但由于不见此时的文字记载，所以有关越民族群体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仅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有所追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怨伥。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张守节正义：《吴越春秋》云：‘禹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礼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51]这条史料实际只谈了越王国的来历，但不可全信，因为禹东巡会稽和葬于会稽的说法并无坚实可靠的证据，倒是可以理解为一部分华夏族人到过越民族群体分布的东边，由于是少数，只好断发文身，加入到越民族群体之中，所以，《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赞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52] 公元前十六世纪商代夏而起，由于有苗蛮处于越民族群体与商之间，加之此时的商疆域尚小。（按：《竹书纪年》载，商时“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所以，相对来说越民族群体与商交往较少，正史中很少出现有关越民族活动的信息，但在其他文献中仍可窥见一些史实。《逸周书·王会解》载：商汤时正东有“符娄、仇州、伊虑、越沤、沤深、九夷、十蛮。”正南有“瓯、邓、桂园、损子、产里、百濮、九菌。”[53]这其中的“沤深”“瓯”“越沤”，史家历来都认为是越民族群体中的一部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透露出了一些商代有关越民族群体活动的信息。《殷契类纂》哉字条引“△戉卜献贞，戍哉止。”又《铁云藏龟》页载：“贞戉受洗方。”戉即越，是由于越民族群体先以石戉为生产工具，继之又以戉为兵器，故将这一特征概括为族称“戉”，而越是后起字，例如春秋时期的“越王钟”、“越王剑”中的“越”字都写为戉。[54]这“戉”实际上就是越人考古文化中出土常见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 至青铜时代，有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青铜文化，是古代越民族群体的物质文化遗存。这种几何印纹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而形成年代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原的商代，目前在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都普遍发现有肩石斧、有段石锛便可说明之。从语言上看，也可清楚地看到越民族群体得名于所使用的工具和兵器，在由越民族群体为主体发展来的壮族所使用的壮语中，称壮族为“布越”，“布”是人，“越”是工具或兵器。越不仅指生产工具，同时还指武器。这无疑是“越”一词原始意义在壮语中的遗留，表示着最深层次的意义。[55] 公元前11世纪，西周建立，加强了与周边民族群体的联系，因而有关越民族群体的记载增多。据《逸周书·王会解》载已有“东越”“若人”“且瓯”“苍吾”等不同称呼的越民族群体存在。越民族群体中发展最快的部分承河姆渡文化之后劲，分别建立了吴国和越国。吴，又称句吴。相传吴国的始祖太伯、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而长于季历，为了让太王传位于季历，太伯、仲雍从中原逃到南方。则吴国的主体民族是越民族群体，他们是越人中同化了南奔周人而形成的文明发展较快的一支。 公元前年，吴国为越国所灭，吴国的越人带着浓厚的华夏文化与越国合并，于是越国的越人又成为越民族群体中较为接近华夏的部分。公元前年，楚国和越国之间发生战争，越亡。公元前年，楚又为秦所灭，于是原来吴、越两国境内的大部分越人逐渐融入华夏人之中。但是，吴越之外的越民族群体依然存在，只是由于他们当时与华夏中心空间距离太远，不为华夏族了解而少见于史籍。 到了战国晚期，随着华夏族对越民族群体了解的深入，并针对越民族群体分布广、支系多这一历史特点，所以历史学家便将越民族称为“百越”。“百越”一词始见于战国后期吕不韦命宾客写成的《吕氏春秋·恃君览》。“百越”一词见于此书，应是在此之前已有这一历史事实存在。这说明了西周以后，随着各民族群体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主客观生活环境的改变，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呈现出了个性差异，才会有“百越”名称的出现。以后，百越(或百粤)便成为越民族群体各支的通称，细析之又有闽越、瓯越、骆越、南越等。 在先秦时期见于史籍的除闽越、瓯越、骆越、南越等外，还有下列各部也属于越人系统，他们的民族名称是华夏人按照他们的文化特点进行命名的： 凿齿民：《山海经·海外南经》载：“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56]《山海经·大荒南经》又载：“有人曰凿齿，羿杀之。”[57]凿齿是人工拔齿的习俗，最早见于“东夷”文化的大汶口文化之中，但后世多为百越后裔所有。 裸国民：《吕氏春秋·求人篇》载：禹南至“羽人裸民之处”。《淮南子·原道训》载：“禹之裸国，解衣而入，衣带而出，因之也。”[58]《风俗通义》亦载：“禹入裸国，欣起而解裳。俗说禹治洪水，乃播入裸国，君子入俗不改其恒，于是欣然而解裳。……裸国，今吴郡是也，被发文身，裸以为饰。”被发文身，是百越民俗，故裸国民当指越族。 交趾民：也称“交胫国民”。《山海经·海外南经》载：“交胫国在其东，其为人交胫。”郭璞云：“言脚胫曲庆相交，所谓雕题交趾者也。”[59]具有雕题之俗，显然与越民族有关，联系后来史书的记载，当为秦汉时的骆越。 越民族群体以外的苗蛮是在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当时越民族以外的又一大南方民族群体，先秦史书中多有记载，又称苗民和有苗。在先秦史书中已有记载，而且大都是关于战争的记载。战争的原因据《尚书·吕刑》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60]即苗民不遵守上帝的约束，混淆天人神，制作五刑，杀戮百姓，上帝看到人间毫无美德，只闻到血腥味，于是施用天威平服暴虐，遏绝苗民，使之不得延续。对三苗制服是通过战争手段进行的，《吕氏春秋·恃君览·召类》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61]而且战争是非常激烈的，《墨子·非攻》下载：“昔者有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禹于玄宫，禹亲把瑞令，以征有苗。”[62]经过征战，三苗大败，一部分人迁之三危，但绝大部分还是留在原地。关于三苗的主要分布地，《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集解》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63] 据《尚书·牧誓》载：周武王伐纣时，苗蛮（即髳）曾参加。故到后来苗蛮的先进部分发展为楚人，受周成王的封赐。楚人的直系祖先是周文王时的鬻熊。《史记·楚世家》载：“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64]此后，楚人与华夏人联系增多，虽自称“蛮夷”，但已充满华夏意识。《史记·楚世家》载：“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65]春秋晚期，楚人已为诸夏接受；到战国时，已在彬彬华夏之风中华夏化。然而分布在山区生产生活条件较差的部分，则更多地保持原有的经济文化生活，和其他落后的苗蛮一样，在长沙武陵一带继续发展，成为下一个历史时期的武陵蛮。 注释： [1]《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年第2版，第28页。 [2]《礼记集解·王制》，中华书局年版，第页。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先秦时期的东夷主要是指今天黄河下游的民族群体，后来这些民族群体都融入了华夏族，到了汉晋时期文献当中的东夷则指东北边疆的民族群体。因此，本文当中所说的东北边疆的民族并不是指先秦时期黄河下游的民族群体。 [3]《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年版，第52页。 [4]《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年第2版，第54页。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6]《晋书·四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年版，第页。 [7]袁诃：《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8]袁诃：《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9]《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年版，第页。 [10]《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年版，第页。 [11]《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年版，第页。 [12]《逸周书》，辽宁教育出版社年版，第62页。 [13]《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14]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年版，第30、31页。 [15]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年版，第30、31页。 [16]袁诃：《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17]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18]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19]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十三经·周礼·夏官》（上册），山东、陕西、广西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20]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21]《诸子集成·管子·小匡篇》，上海书店影印版，年版，第页。 [22]所谓“方”即“邦”，应该是同一字的不同写法，含义相同。 [23]《竹书纪年》，中华书局年版，第17页。 [24]《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年版，第6、7页。 [25]袁诃：《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26]《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年2版，第页。 [27]以上五条材料引自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辽宁教育出版社年版，第58至71页。 [28]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29]《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版，第至页“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30]王守谦等：《左传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31]江灏等：《古今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年版，第82页。 [32]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年版，第7、8页。 [33]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23页。 [34]《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年版，第页。 [35]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4页。 [36]《汉书·匈奴列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年版，第页。 [37]《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年第2版，第62页。 [38]《史记·六国年表》，中华书局标点本年版，第页。 [39]《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江苏古籍出版社年版，第93页。 [40]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年版，第20页。 [41]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年版，第20、21页。 [42]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年版，第21页。《尚书·牧誓》中所载跟随武王伐纣的有庸、蜀、羌、髡、微、卢、彭、濮人，无巴。 [43]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年版，第页。 [44]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年版，第页。 [45]屈万里：《尚书释义》，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民国69年版，第60页。 [46]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年版，第页。 [47]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年版，第页。 [48]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年版，第页—页。 [49]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年版，第页—页。 [50]《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年第2版，第页。 [51]《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年版，第页。 [52]《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年版，第页。 [53]《逸周书》，辽宁教育出版社年版，第63页。 [54]董其祥：《巴蜀新考》，重庆出版社年版，第9页。 [55]转引自覃高积《壮族族称试探》，载《民族研究集刊》，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内部版）年版第2期页。 [56]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98页。 [57]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58]《淮南子》，中华书局年版，第2页。 [59]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60]江灏等：《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年版，第至页。 [61]《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62]《墨子·非攻》，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63]《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年版，第29页。 [64]《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年版，第页。 [65]《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年版，第页。 主编：何明 编辑：冯瑜 赞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