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露珠落在一片挺立的荷叶上，微风一吹，荷叶一摆，露珠又滚落到另一片低矮的荷叶上。风不再吹，叶不再摆，露珠在这片荷叶上一点一点的变小，这里成了最后的归宿......

一株蒲公英在尚有余寒的早春抽出花茎，顶端头状花序开出舌状黄花，果实成熟时形似白色的绒球，微风一吹，绒球随风飞散，飞落到哪怕是贫瘠的土地上，也会生根、开花、结籽......

人生何不如此。

年冬，贵州贵阳，一个男孩在父母带着店员由上海向大西南辗转迁移、躲避战火的路途中降生。在经历了飞机轰炸、父母失散、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六年之后，男孩在战乱中生存下来。回到上海后，他由一名小难民变成了衣食无忧的阔少，先就读于当地的知名小学和中学，后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

年春，河北平泉。一位身材适中、华发稀疏的敦厚老者，每天清晨准时到县城中心广场练拳、舞剑。在轻柔、舒缓的音乐声中，老者目光专注，神态平和。他就是当年的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榆树林子中学退休教师胡东池。

躲避战火飘蓬流转

胡东池祖籍安徽。父亲胡恒瑞十四岁时来到上海，经人引荐考试，进入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和编译所当学徒。年1月，父亲四年学徒期满离开商务印书馆，与妻子丁秀荷接手经营地处棋盘街和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毗邻的一文阁文具店。

一文阁前身是北京一得阁上海办事处，祖父和二大伯接手后易名一文阁。初期以经营文房四宝起家，后又经营教科书、书画古董、西洋乐器、测绘器材等，还自办了毛笔厂、粉笔厂，规模不断扩大，南京、西安设有分店，昆明、贵阳设有办事处，在上海滩颇有名气。年，一文阁从棋盘街迁至河南路号。这一带是上海的文化街，几乎集中了全上海的所有报馆、书店和文具店。他们盖起一幢五层楼房，并办起夜校，免费招收河南路附近的贫困子弟学习文化知识，再经短期培训后进一文阁当店员。在这些学员当中，有一名是京剧武生盖叫天的孙辈女弟子，专攻刀马旦，叫张筱慧。她出生在越剧之乡浙江嵊县，家境贫寒，从小学戏，没读过书，想识字学文化，因当时人们普遍歧视伶人，没有学校愿意招收。经人介绍，她来到一文阁夜校，胡恒瑞、丁秀荷夫妇了解她身世后，破例收留了她。

“七七事变”后，淞沪上空战争阴云密布，市民人心惶惶，一些工厂、店家老板担心资产毁于战火，纷纷拆卸设备租船向大后方迁移。在上海、南京已具相当规模的一文阁也不例外，胡恒瑞决定自己和部分夜校学员暂时留守上海，让妻子丁秀荷带着女儿和部分店员，租船装上贵重物品和设备先行离沪，溯江北上，经襄阳到武汉，再转陆路去西安。不想在途中遇日寇飞机轰炸，一些店员被炸死炸伤，两个月后，丁秀荷与留守上海的丈夫失去联系。从此，四年之中，妻女音讯皆无，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四处都是成群结队的难民，寻人异常困难，胡恒瑞几近绝望。

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11月11日，上海失守。12月13日，南京失陷，一文阁南京分店37名店员全部遇难。上海失守当夜，胡恒瑞带领十余名夜校学员坐轮船匆匆离开了经营多年的一文阁。战事紧张，航路不顺，一路走走停停，经宁波、温州、广州，到安南（今越南）、西贡、河内，转道海口、镇南关，乘窄轨小火车进入贵州。在长达四年的奔波漂泊中，胡恒瑞因与妻女失去联系，在年与一同逃难的夜校学员张筱慧结合。年11月23日，张筱慧在贵阳生下儿子胡东池。后来，他们又辗转来到云南昆明，在一次日寇飞机轰炸中，胡恒瑞在昆明大西门大街一处废墟中救出一个叫佟小薇的七岁女孩。看到父母双双遇难，哭声嘶哑的小女孩，想到自己生死不明的妻子和女儿，胡恒瑞和张筱慧含泪收留了她。

日寇的侵略，造成大批难民流离失所。年冬，胡东池刚两岁，在一次两股难民争相抢坐一辆卡车时，父亲在涌动的人流中没有挤上母亲乘坐的卡车，从此夫妻失散，一别就是四年。在人地两生的异乡，母亲张筱慧除了襁褓中的儿子，身边还有九岁的佟小薇、年迈的佣人五奶奶和一名叫陈书立的店员。为了生存糊口，张筱慧加入一个民间俗称“两下锅”的小剧团，开始流浪卖艺生涯，并教佟小薇学戏。胡东池稍大后依稀记得，陈书立叔叔经常挑着担子，前头竹篾编的箩筐里坐着呀呀学语的自己，后头是破旧的戏箱，其他人有的骑驴，有的坐木轮车，行走在泥泞不堪或尘土飞扬的路上。有时过大大小小的河，走高高矮矮的桥，在暮色中听见河里的水在流，橹声欸乃，有人摇船在赶夜路。有时住古庙，有时住戏台，师姐佟小薇抱着自己在急急的鼓点和悲凄的唱腔声中入梦。

转眼到了年，胡东池在颠沛流离中患了严重的沙眼病，还患了肺病百日咳，在偏僻的乡村无法医治。母亲焦急万分，正手足无措时，抗战胜利后赶回上海继续经营一文阁的胡恒瑞，经过四处打探，终于在安徽乡下找到了这个草台班子。他从上海匆匆赶来，见到母子二人，悲喜交集。这期间，久无音信的丁秀荷母女也找到了，一家人劫后重逢。胡恒瑞本打算将张筱慧母子和佟小薇带回上海安顿，丁秀荷不肯答应，理由是丈夫不能纳一名出身低贱的戏子为妾。胡恒瑞百般求情，说胡家四个孩子都是女儿，只有这一个男丁，无论如何不能拒之门外。丁秀荷最终虽做了让步，但只答应将胡东池带回上海抚养，仍不许张筱慧和佟小薇进胡家大门。张筱慧考虑到自己出身卑微，为了儿子有一个好的前程，忍痛放弃了对儿子的抚养权。

临回上海之际，张筱慧紧抱着胡东池久久不肯松手，她泪流满面一次又一次亲着儿子的脸颊，哭叫着：“儿子，儿子，你以后不要忘记了妈妈，不要忘记了妈妈啊！”

这是团聚，也是分离。父子团聚了，母子却要分离。是喜是悲？胡东池当时年幼，感触似乎不深，但随着渐渐长大成人，这一幕骨肉分离的画面在脑海里却越来越清晰，并时常在梦境中出现。特别是母亲和师姐佟小薇在“文革”中的悲惨结局，更是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学有所成惜遇动乱

年，父亲将胡东池带回上海，让他对丁秀荷以大娘相称，对外声称大娘亲生。家中雇了保姆精心照看他，并请医生治疗沙眼，花高价买来盘尼西林治疗肺病，经过几个月持续治疗终于痊愈。结束了六年流浪生活，胡东池渐渐熟悉了这个上海滩上的新家。

胡东池年在上海读小学时照片

胡东池有同父异母的三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依次是胡同音、胡同月、胡同彩和抗战胜利后出生的胡同庆。全家住在徐家汇复兴中路号，这是一幢有十四个房间的三层花园洋房，附近不远处坐落着海关学校、位育中学（现上海二中）、上海音乐学院。马路两旁栽植着成排的法国梧桐，夏季浓荫匝地，亭亭如盖，环境十分幽雅。每当夜晚，从音乐学院方向会传来叮叮咚咚的钢琴声，舒缓的乐曲穿透夜幕使四周显得分外幽静。七岁时，胡东池被送入上海很有名的私立学校、九三学社李楚才先生任校长的位育小学就读，荣毅仁之子荣世健也在这所小学就读。小学毕业后，考入公立淮海中学。这所学校师资力量雄厚，英语老师王梅璞、数学老师李传芳、物理老师潘祖荫等都是名校毕业，学养有素，教学严谨，深得学生崇拜。在这一届毕业生中，涌现出三位留美的物理学家，两位数学家，一位进入中科院。胡东池所在的班，有17名同学考入清华、北大、南开等重点大学。中小学时代，胡东池打下了扎实的学业基础。年中学毕业，高考六科均为百分制，他英语、化学分别考了98分，数学考了97分。因大娘曾在南开中学读过书，建议他报考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数学系当年在上海只录取五名考生，胡东池如愿以偿迈入这所高等学府。

坐落在海河之滨的南开大学，这所周恩来总理曾就读过的名校，给胡东池留下了许多温暖的记忆。父亲每月寄来的二十元，除每月交十五元五角伙食费外，月月都有剩余。同学们在低指标的年代也没有挨饿，因为学校有八百亩生物实验田，生产的稻米保证了师生的粮食供应。来自农村的同学有困难补助，每月最高补十九元五角，等于每月免费用餐还有零用钱。几年的大学生活，学校发放的讲义不收学生一分钱。这是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来校视察时，听到贫困生反映交不起讲义费，总理提出用自己的工资支付南开全体学生的讲义费，以减少学生的负担。此事在南开师生中口口相传，更增强了学生们学好本领报效祖国的信念。

胡东池在南开大学读书时与同学合影

在这所名校，胡东池见识了名师的个性和风采。数学系主任曾鼎禾祖父是清末两江总督曾国藩，他教授微积分，提纲挈领，条理清晰。刘晋年教授不但课讲得好，而且板书犹如名家书法，让人不忍在黑板上擦去。杨宗磐教授是蒙古族，身材魁梧，蓄着美髯，气度不凡。严志达教授留法毕业，授课别具一格，深受学生崇拜。讲师王梓坤后当选中科院院士，讲授概率论风趣幽默，把抽象的数学课讲得引人入胜，让学生如醉如痴。他兴趣广泛，是南开校园内公认的第一小提琴手。可能是受在北师大教授俄罗斯文学的夫人影响，还爱好文学，经常在校刊《人民南开》上发表散文。

大学生活让胡东池感到比以往更充实、更快乐，但每当看到同学父母来校探望子女，嘘寒问暖，不免心绪惆怅。他时常回忆起六岁那年母子分离时的情景，虽然读小学和中学时母亲偷偷到学校送过衣物，知道母亲和师姐佟小薇解放后进入了浙江京剧团工作，但因自己对外从未披露过身世，别人都以为是大娘所生，所以每次母子见面从不敢在熟人面前痛痛快快地喊一声妈妈，只能称姨，回家也不能告诉父亲和大娘。这种缺憾始终令人无法释怀。

年暑假，也就是大二那年，胡东池决定专程去浙江看望母亲。他没有告诉家人，只身从天津乘车直奔杭州，张筱慧见到已是大学生的儿子来到身边又惊又喜，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师姐佟小薇看着这个自己曾抱着在戏台一角入睡的小弟弟考入名校，十分羡慕，高兴异常。在杭州母子相聚三天，这是骨肉分离十五年后时间最长的一次团聚。

年夏天，张筱慧在剧团安排下到北京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汇演，扮演现代京剧《黛诺》中的主角。利用星期天，她赶到南开大学看望儿子，只住了一晚，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母子相见的最后一面。

年6月，随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檄文的出炉，“文革”引发的动乱开始波及各地。十月的一天，师姐佟小薇突然来到南开大学，见她神情悲戚，臂带黑纱，胸前别着一朵小白花，胡东池大吃一惊。急问之下才知，母亲因演过《李慧娘》等所谓的古装鬼戏，两箱戏衣被烧毁，日夜受到造反派揪斗和批判，身心忍受不了折磨在九月份上吊自杀，火化后连骨灰也找不到了。犹如惊天霹雳击倒了胡东池，想到母亲坎坷的人生，想到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六年，母子分离后仅有的几次见面，加起来的时间屈指可数，从此以后阴阳两隔再无见面机会。他多么想在众人面前，大大方方地喊一声妈妈，给妈妈磕个头，但这个机会没有了，永远没有了，怎不令人肝肠寸断。师姐哭着告诉他，自己从浙江先到了上海，遵师傅离世前嘱托将两把道具剑送给了师爹胡恒瑞，师傅说留个念想，也不枉夫妻一场。天津火车站西站送别师姐，胡东池大病了一场。谁想没过多久，又传来噩耗，师姐佟小薇在剧团因不肯受一造反派头头欺辱，跳钱塘江自杀。那一天，胡东池几乎崩溃，他独自来到校园西北的水上公园，花八分钱买一张门票恍恍惚惚走进去，躲在一处偏僻的竹亭内大哭了一场。

“文革”的风暴摧毁了校园的平静，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冲击，校领导和教授们受到揪斗和批判，一些学生纷纷去外地串联。社会上出现了打砸抢的野蛮行为，一些中小学教室的玻璃、桌椅被砸坏，学校被迫停课。大街上可见被摔碎的瓷器和焚烧书籍、字画留下的一堆堆灰烬。胡东池毕业时被要求就地闹革命，拖延到年10月才分配。

这是决定他命运的一年，也是决定他人生走向的一年。当时，学校领导权已被进驻的工宣队把持，分配以出身定去向。胡东池家庭出身资本家，虽然学的是具有国防意义的概率专业，但不能重用，工宣队把他和被改造对象子女编为一组，分配地点为河北省的北部山区承德。

秋风飒飒，遍地枯黄，火车喘息着穿过残破的明长城，只见山越来越高，越来越陡峭，植被稀少，绵延不绝。车厢里的胡东池情绪低落，身边是简单的行李和一纸箱书籍，里面有在校学习期间不忍丢弃的部分教科书，有莫斯科大学出版的八本数学分析，有英语课本，英文版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鲁宾逊漂流记》《雾都孤儿》等，还有英语练习册、数学讲义、单页篇子等。到达承德后，才知并不是目的地，有关部门打发他去百里外的平泉县报到。他没有停留，又登上火车赶到平泉县寻找接收单位，经打听得知负责分配部门已改为军管，如何安置由县武装部决定。在县武装部的一间办公室里，负责办理手续的一位女同志，态度还是和蔼的。她说：“按规定你不能留城，有两个地方你可以选择，一个是榆树林子中学，一个是杨树岭缸厂。”

“钢厂？”胡东池一听，误以为缸厂是炼钢厂，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正大行其道，他认为进工厂当一名技术工人或许可以改变命运。马上说：“我去炼钢厂吧！”

“不是炼钢厂，是生产水缸、咸菜缸的缸厂。都是体力活，你体力行吗？”女同志看着眼前这位带着眼镜、神情抑郁的白面书生。

胡东池恍然大悟，忙改口说：“那我去那所中学吧！离这远吗？”

“不算远，九十多里吧！”女同志给他开了介绍信。

原来平泉县城也不是目的地，目的地还在远方。

第二天，胡东池和来县城接新教师的榆树林子中学校长毕文庭、副校长武蕴成爬上一辆运货物的大卡车，站在拴着三根粗麻绳当拉手的车厢内，翻山越岭，一路颠簸着向目的地进发。当他满身尘土、镜片模糊地爬下卡车时，第一眼看到的是前来迎接的十几名学生和平房教室完好无损的玻璃。从天津辗转到这里，数百里的路程，虽然塞外的深秋已有寒意，看到校长去县城迎接、教室窗户玻璃没被打碎、伙房还杀猪改善伙食接风，他冰冷的内心还是感到了温暖。第二天，他给远在上海正在接受改造监督的父亲写信报了平安。

这一年，胡东池二十六岁。在这个地处冀、辽、蒙三省交界的地方，他开始了新的生活。也许他没有想到，几年之后在这娶妻生女，从此将在这里扎根。讲台之上一站就是三十四年，直至鬓发斑白地退休。

心无旁骛专一教坛

这所农村中学像一处隐秘的避风港，给胡东池提供了庇护。

那时，“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满天飞，知识分子被斥为“臭老九”。胡东池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老父在上海退出洋房的十个房间后整日扫街，母亲、师姐在动乱中先后自杀，他几乎忧郁成疾，度日如惊弓之鸟，时时担心受到株连。没想到这里却相对平静，不是处处遭横眉冷对。按照上级规定，刚走出校门要经过一年劳动锻炼才能工作。榆树林子公社书记杜经广发话：“好不容易来一名大学生，劳动锻炼一年是浪费人才，改成锻炼一个月吧！”

劳动锻炼地点在沟门子大队。那天，胡东池背着行李刚走到这个村庄的山坡上，没想到大队支部书记孟庆智接到公社通知已在那里等自己。支部书记接过他的行李扛在肩上，热情地领到村里安置住处，并问长问短，没有半点怠慢。一个月的劳动锻炼，生产队长处处照顾他，从不安排重体力活。种地时，让他跟在一个滤粪的壮劳力后面，用一根麻绳背在肩上拉簸梭，把点上种子的垅沟覆上土就行，是一个半劳力也能干的活。种完地，安排他和一些老弱妇女干点轻巧活，不用担心体力吃不消。每天交几毛钱和一斤粮票，轮流在贫下中农家吃派饭，家家像待客一样给他贴净米净面的干粮，捞黄澄澄的小米饭，炒一盘自家人舍不得吃的鸡蛋。一个月时间，他内心惊悸聚成的冰似乎一点一点融化了。更让他惊奇的是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哪怕是一字不识的老农也不是一概排斥知识，他们再苦再累再穷，也尽力供孩子上学，希望孩子长大能“识文断字”。“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理念，一直留在人们的心中。这给胡东池上了生动的一课，让他明白了乡亲们尊重自己的缘由，明白了当时甚嚣尘土的口号并不代表民心民意，就是在社会的底层对文化知识的推尊也没有根绝。

回到学校任教，胡东池教初一数学课。走进教室，看到三十名朴实的农村孩子安静地坐在书桌前，脚下的泥土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木窗上的玻璃擦得块块明亮。他想起劳动锻炼时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给予的温暖，他突然觉得这些孩子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可亲可爱。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他们，就像小学、中学、大学老师把知识传授给自己一样。

胡东池很快就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课堂上，他是孩子们的老师;课堂下，孩子们是他的老师。孩子们教他如何在井台上站稳摇辘轳打水、挑水，如何区分韭菜和麦苗，什么是谷子和小米。冬天取暖季节，孩子们教他脱煤坯、摇煤球、捡煤核，生火炉时如何避免得“煤熏”，又能使宿舍保持温暖。

当时，农村学校都是平房，条件普遍都差，经费有限，教具很少，教学手段落后。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他在简陋的斗室中，利用业余时间，将搜寻来的石膏、硬纸板等材料，制作成各种教具，在课堂上结合教学内容进行演示，提高了学生的理解能力。他除了教初中班数学，还教学生们打算盘、写毛笔字，给他们讲课本上没有的华罗庚、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的故事，鼓励学生们要有求知欲望，要有探索精神，要有百折不回的勇气。

孩子们崇拜他，因崇拜而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那年冬天，纷纷扬扬的雪一夜没停，天地白茫茫一片。上午第一节课前，胡东池站在学校的后山坡上想，这样的天气学生也许不会来了。突然，他发现远处白雪覆盖的山路上有几个小黑点在慢慢蠕动，黑点越来越大，走近才看清是离学校五里远的老爷庙大队的几个学生，正一边铲雪一边朝学校赶来。一个学生吐着哈气兴奋地喊着：“胡老师，我们没迟到吧？”看着手脸冻得通红的学生，他心头一热，忙上前拍打着孩子们衣帽上的雪花，感动得一句话也没说出来。这一堂数学课他讲得异常成功。那时，高考制度已废除，大中专不招生，后又实行推荐入学，交白卷的也可以破例入学，况且每年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少之又少。在那种青年人普遍悲观失望、前途渺茫的时候，还有家长愿送孩子上学，还有孩子愿埋头苦读，令他十分感动，教学更有积极性了。

“文革”破“四旧”之后，旧版教材全部停止使用，新编教材政治内容居多，基础知识变得支离破碎，如果得过且过、浅尝辄止，教师虽省心省力，但不利学生成长。在学校领导支持下，胡东池找来钢板、铁笔、蜡纸，自编讲义，从分数的基本性质到平面几何的证明，他一一梳理，择其要点，刻字油印后发给学生，在新编教材之外，如同给孩子们开了“小灶”。

胡东池心无旁骛，专心教学的实干精神得到了师生和家长的普遍认可，渐渐地在榆树林子公社出了名。在果树园大队插队的“老高三”知青金兆民劳动之余自学物理学，遇到数学方面的难题，上门拜胡东池为师，天天收工后翻两座山，到学校他的宿舍，学习“高斯方法解方程”。吕家店大队的姚秉义也慕名前来求教。这两名知青都家庭出身不好，属“黑五类”子女，胡东池冒着遭人非议的风险，引为知音知己，毫无保留地热心辅导。机会最终给了这两位有志向的年轻人。恢复高考后，两人分别考入西南测绘学院和北京钢铁学院，后来又双双考上研究生。

胡东池的名气越来越大，不但一些好学的青年上门求教，县水利局一位工程师也来学校请教概率论里的“布松洼分布”，要求帮助计算正设计的大庆水库坝高。当地生产队也把他当做“高人”，请去给粮场上的玉米估堆，以方便给社员分粮。他利用数理统计原理，把玉米在粮场上堆积成一个自然堆，因为玉米的自然粒之间力的作用，高与半径有一定的比例，他计算出体积，再用一个长方体盒子从大堆里任取玉米，推算出一立方厘米玉米的重量，也就是比重，据此也就推算出了本堆玉米的实际重量。给社员分粮时，以此重量为基数，按人头平分，避免了不够分或剩余过多二次再分。这一招令许多农民十分佩服，称他为“神算”，因每次经他估堆的玉米分后都所剩无几，上下误差不过十几斤。那年秋天，胡东池成了粮场上的忙人，先是附近的榆树林子大队的四个生产小队，接着是金黄地大队、吕家店大队的几个生产小队，最后距学校五十多里的台头山公社三官大队也派人请他去连估三天。结束后，三官大队还给学校写了一封感谢信。

年，学校增加了高中班，胡东池教高一年级数学三角函数。课堂上，学生们对于sin(α±β)=sinαcosβ±cosαsinβ等的推导及记忆感到吃力。老师讲得口干舌燥，学生仍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一名叫谭国平的学生提出，老师能不能做一套教具，把你讲的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这样就容易理解了。一句话提醒了胡东池。他想到教初中时制作过多种教具，课堂效果明显，高中课程难度加大，更应借助教具创新教学手段。他苦苦思索了一周，结合自己读高中时用过的“七角板”，制作出了别具匠心的“十巧板”。这个用十块三角形马粪纸板组成的“十巧板”，把三角和平面几何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可将半角公式及积化和差公式等个三角公式一一显示出来。上课时，学生人手一个，枯燥的教学变得趣味横生，抽象的三角公式变得直观形象，强化了学生记忆。年，“十巧板”被推荐参加河北省教具展览，教育界同行评价其是独特创新，在全省各地学校推广。

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四人帮”，“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十年动乱结束，教育界的春天来了。

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话。8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邓小平参加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武汉大学率先提出当年恢复高考。8月13日至9月26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议结束，历时44天。冲破重重阻力之后，中断多年的高考终于宣布恢复。

校园里一片沸腾，师生摩拳擦掌，决心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胡东池比以前更忙了，编讲义、刻钢板、印篇子，总结出来学好数学的“三个基本原则”和“五项素质训练”。他披沙拣金，把大量的习题整理加工成一套由浅入深的课题链，让学生有的放矢，避免在题海里无目标的乱游。高中三年都该做什么，应掌握哪些知识点，他给学生制定计划，并编成了顺口溜：第一半年，紧抓单调。定义出发，念念不忘。要建反函，无它不可。真正理解，是真功夫。立几概念，十个定理。咬文嚼字，仔细区分。定理联系，脉络要清。重在证明，多方探索。下半学期，三角为主。形数结合，突出半角。万能公式，灵活运用。三种化归，不可偏废。第二学年，不等变换。均值定理，注意前提。正用极大，反用极小。习题很多，万变皆一。认识极限，无限逼近。数学归纳，量变质跃。排列组合，两个实质。思维慎重，审题要细。解几坐标，形数互译。二次曲线，统一定义。韦达定理，时时要用。设而不求，技巧性强。围绕动点，展开讨论。点在线移，就线标点。代入条件，做好转移。轨迹向题，以此突破。求出方程，并没做完。或者纯粹，或者完备。充分必要，暗含其中。第三年度，紧锣密鼓。四轮复习，拼命三郎。伴以习题，及时总结。经常归类，不断消化。积少成多，知识成网。一条主线，函数是纲。套题选作，好比配药。君臣相辅，梯度合理。做好精讲，总结错误。五大学科，巧做安排。注意身体，那是本钱。重锤敲打，才出好钢。

他建议高考复习时每人都设一本“错题本”，每页左右一分为二，把自己做错的题（当然不是低级错误），系统地记载下来，用红笔写在左边。做对的题用蓝笔写在右边，并记上收获、体会。总复习时，对照“错题本”，举一反三补短板，这样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以自己的经验高屋建瓴地对学生点拨：“数列这是一种特殊的函数，曾是我国数学家在世界之林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年年必考，以函数迭代、解析几何中曲线上的点列为命题载体，有着高等数学背景的题层出不穷，反映了命题者最高的智慧。”“解析几何历来是命题者手里的撒手锏，绝大多数考生被拉开了距离。尤其是求参数范围、求最值，求动点轨迹，证明定值和过某一定点，成了多数考生最伤心的苦果。要面对现实，别气馁，别急躁，只要静下心来，弄清失误的原因，按着葫芦抠籽儿，抠一个少一个，难关总是能突破的。”

十年动乱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来临了。老校长周树起带头拿出一部分工资，其他老师纷纷响应，用这部分钱给全体考生改善伙食，免费用餐。三天里，早餐是烧饼和豆腐脑，中午是馒头和粉条炖肉，晚上是肉馅包子。对于农村孩子来说，那三天是紧紧张张的三天，也是吃得最好的三天。多少年后，他们提起这所学校，总会提起那难忘的三天。一些女同学回忆起来眼含热泪，“我们当年遇到了一批好老师......”

天道酬勤。榆树林子公社这个十七年只考出一名大学生的地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有三十名当届和往届的学生走进了高等学府。其中的田志凌考入长春工大毕业后，又考入天津大学化工系攻读研究生，后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留学，归国后在北京钢铁学院任职。

年10月，胡东池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田志凌闻讯后第一时间拍来贺电，虽寥寥数语，但字里行间表达了师恩难忘。

无怨无悔得失坦然

胡东池的家庭出身像一张黑色的标签，在十年动乱中影响了他的人生走向，也影响了他的婚姻生活。

工作的时候每天是充实的，但假期则是难耐的孤独。家在上海，关山阻隔，路途漫漫，那时没有高铁，没有动车，没有高速公路，乡村也不通班车。假期探亲，胡东池得先步行二十五里到辽宁境内的宋杖子火车站，乘锦承线火车经平泉到承德，从承德再到北京，然后乘京沪线火车回到上海，往返一次近一周时间。看到一些同龄人已娶妻生子，自己还孑然一身，内心也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如调回上海成家，既可照顾老父，姐弟之间也有个照应，但在当时这无异于天方夜谭。所以，在当地择偶就成了惟一选择。

热心的同事先后介绍了几位在社直单位工作的姑娘，有的一听说胡东池的家庭出身，马上打了退堂鼓。有的表示愿意交往了解，但家庭出身不好，胡东池不想谈，担心两人结合后影响下一代。婚事一拖再拖，条件也一降再降，最后农村姑娘也进入了相亲视野。年，经同事李春荣夫妇介绍，胡东池来到吴家店大队前营子小队相亲。李春荣爱人在这个大队小学教书，她介绍这个家庭是贫农成份，寡母带着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生活，姑娘叫王翠云，二十二岁，三年级文化，在家排行老大，勤劳肯干，家里家外是一把好手，只是家庭生活比较困难。

走进这个家，其困难程度还是让胡东池暗暗吃了一惊。只见三间低矮的茅草房，窗棂上窗纸残破，两铺土炕只有一领漏着洞的破席，门上连一块布帘也没有。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只有锅碗瓢盆等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具。两个年轻人初次见面有点手足无措，几乎没有对视，没有交流，留给胡东池的印象仅仅是对方朴实、腼腆，面色绯红，梳着两条粗粗的辫子。他写信向远在上海的老父征求意见，父亲回信让儿子自己做主，只要对方心地善良，不嫌弃儿子家庭出身，能共同生活就好。也许这就是缘分，两个从未见过面，性情、爱好都不了解的年轻人，在介绍人牵线搭桥之下，就这样订了终身，并很快操办婚事。

按照当地习俗结婚得买两床被褥和一丈长命布，当时吃饭需要粮票，买布需要布票，买棉花需要棉花票。胡东池缺少布票，经同事帮忙以五元一丈的价格买了几丈布票，然后去供销社买被面、棉花和长命布，因为提倡破“四旧”立“四新”，供销社库存几个有龙凤图案的被面不敢卖，售货员问他敢不敢买，可减价处理。胡东池月工资四十五元，自然希望越省钱越好，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同时又置办了一对红漆涂面的木箱，一张炕桌，买了炕席和门帘，窗户糊了新窗纸，茅草房里有了新模样。前营子生产小队老王家将迎来一位家在上海的新姑爷，左邻右居投去羡慕的目光，议论着：“王家大丫头干正了，找了一个旱涝保收的国办教师......”

年2月7日，老校长周树起特批了机动粮指标，请大家不用交粮票聚餐，为胡东池举办婚礼，婚房是离学校不太远的一间民房，借助七天。婚礼前老校长通知了公社所在地的一些单位，希望大家给这位远离亲人的南开大学高材生捧场。当晚，不宽敞的学校食堂坐满了粮食所、供销社、信用社、卫生院、邮电所、税务所、铁工厂、兽医站的代表，那时讲新事新办，不收分文礼金，现场只收到了一个小圆镜，一对搪瓷缸子和两幅漫画。漫画出自毕业于北京师院的王燕京老师之手，其中一幅是一个戴眼镜的瘦弱男子一手拿着三角板，一手挎着一个身材壮硕的赤脚女子，旁边写着祝王小胖和胡老师白头偕老。这幅漫画给婚礼带来了欢乐，现场响起一片善意的笑声。新娘事后耿耿于怀，她问：“为啥男的挎着女的胳膊，这不是耍流氓吗？为啥把我写在你前面？应该男在前女在后。”胡东池解释：“这没有恶意，这是尊重妇女。”她不解：“尊重妇女？那为啥把你画成穿鞋的，把我画成光脚丫子？”

婚礼结束，才知道外面已飘起了大雪，雪花在冷风中飞舞，吹到热热的脸上令人顿生寒意。两人一前一后在两个学生的陪伴下，走回那间暂时的婚房，已成为妻子的王翠云依然腼腆，不肯与胡东池并肩行走。雪在脚下簌簌有声，他们走进小院，见房东已在婚房中按习俗点亮了红红的长明灯。北方冬夜，在这间农家小屋中，一个南开大学毕业生和一个读过三年小学的农家姑娘就这样结合了。

胡东池终于有了一个家。那时每周六天工作制，星期六下班后，不会骑自行车的他步行七里去那个叫前营子的小村，吃几顿不用交粮票、钱票的农家饭菜，星期日下午准时返回学校。他节衣缩食补贴这个贫困的家庭，每月四十五元工资交给岳母十五至二十元，交学校伙食费十五至十八元，积蓄几乎没有，但他已很知足。首先是可以吃饱饭了，当时国家每月定量供应粗细粮只三十斤，副食短缺，经常吃不饱。结婚之后，岳母家可通过粮食所转给学校一部分粮食关系，弥补了粮食指标不足。其次是穿鞋问题得到解决，岳母给做了几双布鞋，节省了一笔买鞋开支。胡东池本来就是一个对生活没有奢求的人，基本生活有了保证之后，他对教学工作更专注了。

当然，苦恼、抱怨、眼泪家家都会有的。两人结婚后，妻子又回到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胡东池每周团聚必经之路有一条宽约百米的大凌河，河上无桥，冬天走冰，夏天遇有山洪暴发，水深浪急，走到河边不敢涉险只好再返回学校，或在河西岸学生家留宿。结婚时，他从南开大学带回的那个沉甸甸的纸箱运到了岳母家，谁想家人不知其价值，恢复高考后，胡东池想查找资料，才发现箱中书籍、讲义等所剩无几，过问才知被人拿去当卷烟纸了，胡东池痛惜不已。特别是老父在儿子结婚时送的一对江西景德镇古瓷瓶和一把江苏宜兴紫砂茶壶，因岳母生病和内弟结婚缺钱急用，分别以七十元和四十五元廉价卖给了别人，事后更是令人懊悔不已。胡东池幼时随母颠沛流离，被父亲接回上海后，衣食无忧，接着是十几年寒窗苦读，劳动能力自然不如妻子。妻子有时抱怨：“油瓶倒了不扶！”“拉风匣费柴禾！”意思说他不会干家务，做饭烧柴不知节省。胡东池苦笑着不辩解，他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确实得甘拜下风。

年春，大女儿胡江林出生了。每到周末，胡东池涉过大凌河与妻女团聚，也有了天伦之乐。年4月24日，妻子又生产了，没想到闯了一次鬼门关并引发一场风波。当年农村医疗条件落后，孕期从不检查胎儿发育情况，生产大多在家里由乡村接生婆接生。妻子怀孕不知道是双胞胎，生产时由岳母在家中土炕上接生。生下一胎后，不想又生了二胎，岳母顿时慌了手脚，处理失当，大人出现昏迷，婴儿呼吸困难。家人及亲戚急忙卸下门板抬着大人孩子送到榆树林子卫生院，后医院救治。当时，胡东池正在学校，得知后马上张罗住院费用，徒步去追赶抬着妻女的几个年轻人。公社卫生院旁几位老人看着胡东池匆匆离去的背影，有的叹息着，有的抹起了眼泪：“胡老师家属够呛啦！大人没啦，扔下俩月子里的孩子可咋过呀？”

母女命大，医院住了三天就出院了，但难题接踵而至，两个女儿嗷嗷待哺，妻子奶水不足。此事传到学校师生耳中，有的老师帮助联系购买乳制品，有的上门看望。家住郑杖子大队的学生李凤兰回家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这位热心的家长马上与胡东池联系，在生产队花四十元买了一头奶羊牵到学校。胡东池付钱后牵回岳母家，每天挤羊奶喂养两个孩子。没想到此事竞引发一场风波。当时农村正到处叫嚷着“割资本主义尾巴”，奶羊牵回家没几天，附近大队就有几人气势汹汹地上门闹事，要把羊牵走杀掉，岳母哭喊着阻拦才没有牵走。学校老师愤愤不平，找到公社书记、区委书记反映情况，两个书记出面做工作答复闹事者孩子满月后再杀羊才平息了此事。孩子满月后，奶羊还是被杀了。杀羊那天，妻子搂着两个女儿恸哭不止。那时农村一年中只有年节才能买几斤肉吃，可全家人看着羊肉谁也不愿动。妻子流着泪说：“拿你们学校去吧，老师们没少帮咱们......”

胡东池把羊肉送到学校伙房，师傅煮熟后让老师们解馋，给老校长周树起端去一碗，老校长推开碗重重地放下筷子，冷冷地说：“这羊肉我咽不下去！”

没过几天，胡东池被叫进了校长办公室。老校长说学校知道他家庭困难，决定用工会经费帮他缓解一下。胡东池很惊讶，犹豫着说：“那借我二十元吧！”

“不是借，不用还。是困难补助，你写份申请，写明双胞胎缺奶吃的情况，先补助你七十五元。”老校长说。

“七十五元？”胡东池看着这位曾给原热河省教育厅厅长娄平当过秘书受到株连，被贬下放的老校长，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眼里突然涌上的泪水在镜片后打转。

学校补助他也不止这七十五元，而是连续三年。第二年又补助了七十元，第三年又补助了六十五元。那个月工资四十五元的年代，那不啻是一笔巨款，那真是雪中送炭啊！他从中体味到了老校长那颗刚正不阿、体恤下属的心。

还有学校那些好心的同事，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小彬、柳可白夫妇，以及孟元兴、史志广、姜亦箴、刘卓环、梁尚志、吴美锡等等，纷纷帮助他联系当地供销社，找外地同学，或买代乳品，或以各种方式提供帮助，让两个女儿在那个困难的年代度过了哺乳期。胡东池对老校长和同事们的关怀心存感激，他把这份感激化作了教学的动力。妻子通过学校给予全家的温暖，也理解了丈夫对事业的执着，全力支持他的工作。

胡东池对班里的学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倾注了大量心血，不想让一个学生掉队。个头矮小的刘桂民腿有点残疾，一次同学们开玩笑无意中伤害了他，这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突然不辞而别。胡东池知道后，带着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步行二十五里路去家访，推荐他好好看一看这本书，看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如何战胜残疾的。两天后，刘桂民又回到了学校，他把那段名言背诵了下来：“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致因为过去的庸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学生张德胜家里八个兄弟姐妹，生活困难。他上进心强，想加入团组织，因成分不好没有得到批准，心想以后考学估计也没希望，感到前途渺茫，学习也没了劲头，成绩由班级前三名滑到十七名。胡东池找他谈心：“世界上好多东西可以被夺走，只有一样东西谁也夺不走，那就是知识。你不要灰心，就算上不了大学，还可以回家教弟弟妹妹。”学生朱高明偏科严重，文科成绩突出，理科成绩拖后腿。胡东池让他把行李搬进自己宿舍，利用业余时间一对一地辅导，使数学成绩赶了上来。刘桂民、张德胜、朱高明毕业后都考上了大学，其中张德胜还担任了平泉二中校长。

有的学生即使毕业，胡东池仍然尽其所能，提供帮助，